人生何處不相逢

南北期時期，有一些佛教派別並不專門研究經典，而是以一些經典為依據，側重于修行實踐。這種情況主要集中在禪定實踐與戒律修持方面。
　　佛教史上對南北朝有“南義”、“北禪”之說，即指南方重義學(指佛教理論)，北方重禪法。南方的義學是在東晉般若學與玄學合流的基礎上形成的，故談玄論空，正是南方義學的特點。北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他們在入主中原前，社會和文化都比中原落後。進入中原後，雖然接受了中原傳統儒學以進行統治，但畢竟修養不深，對南方的清談之學，他們更不感興趣。因而在利用佛教方面，他們就重視修功德和具體的佛教實踐。建寺造像乃至開鑿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禪誦經，就是佛教實踐。中國的禪法始于後漢的安世高，他翻譯的《安般守意經》中提出的念安般的方法，成為當時禪法的榜樣。苻秦時道安也很熱心禪法，但禪法的規矩一直沒有齊備。鳩摩羅什到達長安後，譯出《坐禪三昧經》、《禪法要解》、《禪秘要法》、《首楞嚴三昧經》等禪經，於是禪法就開始流行起來了。
　　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羅是北魏時期著名的禪師，他先到長安專門傳授禪法，一時聚徒數百人，來到平城後受到孝文帝的禮敬和豪富們的資助。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就是孝文帝為他修建的。
　　佛陀跋陀羅的禪法通過再傳弟子僧稠而發揚光大。僧稠修習《涅槃經·聖行品》中所講的“四念處法”，使精神保持專注內觀，以此破除對身心世界的眷戀和欲望，達到離染清淨的止觀成就。
　　僧稠在北魏受到孝明、孝武二帝的禮遇。進入北齊後，他又受文宣帝高洋的詔請，住進距鄴城西南八十裏的龍山雲門寺。文宣帝非常崇信僧稠，以至決定將國庫分為三份：一份作為國家經費，一份奉養皇室，一份供給佛法僧三寶之用。文宣帝下令有關官員把財物運到僧稠所住山中，打算在雲門寺中設立一座大庫，貯存這些財物，以供日常所需。僧稠認為修禪在於修心，財物只會引發人們的貪心，反而影響修禪。於是派人把這些財物送了回去。由於文宣帝的器重，僧稠名聲如日中天，禪法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流傳。
　　除了僧稠外，當時還湧現出菩提達摩、慧文、慧思等一大批以修習禪法而聞名的高僧，他們對以後的禪學乃至整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菩提達摩是南印度人，于梁武帝普通七年(西元526年)經海路來到廣州，然後北上到了金陵(今江蘇南京)，見到了梁武帝，話不投機，又北上來到了北魏境內的嵩山，在五乳峰的一個石洞裏(今名達摩洞)面壁九年，整天默坐冥思，修習禪定，當時人稱他為“壁觀婆羅門”。據說他連小鳥在肩上築巢都沒有發覺，可見他禪定功夫的精深。
　　當時北魏盛行佛法，寺院興盛，高僧輩出，流派如林。達摩以其獨特的禪法崛起于中原大地，獨樹一幟，大振雄風，名聲遠揚。他的禪法與當時流行的一些修禪方法不同，再加上他的名氣，於是招來嫉妒與誹謗。有些修禪者常來找達摩說法論道，故意駁難，往往落敗而逃。終於有人積怨至於不共戴天的地步，就在食物中放毒藥謀害達摩。前五次都被達摩識破，但到了他們第六次下毒藥謀害時，達摩由於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完成了傳法的任務，於是就安然服食，端居而逝。
　　達摩的禪法稱為 “如來禪”。如來禪以《楞伽經》為主要理論基礎，它入門接引的一大特色是“安心”，具體方法是“壁觀”。借助疑心息慮，“心如牆壁”的入道方便，進而產生悟道的智慧。所謂“壁觀”，即“面壁靜觀”，並不僅僅指面對牆壁而坐，而是指一種堅定不移的入禪的精神狀態。靜觀指契證“無念心體”的境界。達摩根據《楞伽經》如來藏佛性思想，認為眾生本來就有清淨的佛性，只是被各種妄想意念所蒙蔽。只要克服妄念，內心安定，就可以使佛性顯現出來，覺悟成佛。
　　達摩禪法提倡“教外別傳”的“印心”和頓悟，與當時北方地區流行禪法不大吻合，沒有產生大影響。以後，達摩的禪法日益受到禪者的推崇，被尊奉為中國禪宗的始祖。
　　戒律是約束佛教徒行為和規範僧團生活的紀律。只有按一定儀式發誓接受一定戒律者才能充當僧人或居士，也才是完全意義上的佛教徒。早在三國時，就有戒律傳入內地，至南北朝時，各種律典戒本，更是大規模地集中傳譯進來，於是一些僧人專門從事戒律的研究和修行。小乘律典中《十誦律》和《四分律》的影響最大。鳩摩羅什曾經翻譯《十誦律》，他的許多弟子都研究這部律典，而且後來還把它傳到江南，使南方的《十誦律》研究興盛起來。《四分律》比《十誦律》更易於理解，內容也更完整。因而對《四分律》的研究也流行起來了。慧光是北朝研究《四分律》最有成就的僧人，他的《四分律疏》被後世學者奉為經典，常常引據其中的解釋。慧光本人也被後人看作是律宗的奠基者。
　　此外，許多關於大乘菩薩戒的律典如《梵網經》等也陸續譯出，對南北朝各地的律學研究及後世的律宗產生了直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