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處不相逢

鮮為人知的“八人幫”祕密照片拍攝經過　

《羊城晚報》題為“華國鋒和‘四人幫’手挽手的照片”附文如下：（原文）
毛澤東逝世後的頭一個月內，國內政治形勢變化十分微妙。看上去人很老實敦厚的華國鋒，其實一直在權衡與比較著各種政治力量，並在其中小心謹慎地拿捏著分寸。眼前這張照片所顯示出來的，就很說明華國鋒有用心很不一般的地方，他實際上與後來被稱作“四人幫”的幾個人曾走得很近。
身穿一身深藍毛式服裝的他，站在最中間，以顯示自己的實際掌舵地位。他的右邊，身著一身黑色服飾的，就是“四人幫”裡的首要人物、毛澤東夫人、曾任 “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江青。在華國鋒左邊站著的第一人，是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毛遠新的左邊是“四人幫”裡筆桿子很硬後來在法庭上卻變得很孬的姚文元；再往左，是當時握有軍權的陳錫聯和毛澤東的衛隊長汪東興。
江青的右邊，是“四人幫”裡最年輕、看上去十分帥氣的政治明星——王洪文。最右側站著的，就是後來在特別法庭一言不發、人也突然變得十分蒼老的“四人幫”裡的主要文膽——張春橋。
“四人幫”剛倒臺後不久，香港的某家媒體就聽說了有這麼一張照片，於是，派人搭飛機專程到北京，找到攝影師，出了當時的天價，指名要購買此照片。但攝影師說死也沒賣，他也沒有膽量賣。另外，當時的國內環境，還是政治高於一切，經濟並不為人所重視。俺倒是認為，長期生活在毛澤東身邊的攝影師，似乎更不把金錢看在眼裡。
那麼，為什麼香港記者偏偏對這張照片出天價呢？因為明眼人已經看出來，這八個人有個重要的身體語言：他們正手挽著手呢。他們是在剛剛逝世的毛澤東的病榻前手挽手。這裡面不可言述的政治語言，足以改變後來的中國的政治走向。他們這一手挽手所表達出來的政治傾向性，如果真的得以實現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國到底什麼樣，也就很難說了。
秘密拍攝"八人照片"經過
這張照片的拍攝經過很神秘，前中共中央外事攝影協作組的組長（兼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杜修賢對此有詳細敘述。一九八○年二月，杜修賢找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秦川，談到這張照片的情況，秦要他寫下來。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胡偉績把杜寫的拍攝經過連同照片一起送給陳雲。
這封信的底稿抄錄如下：
陳雲同志：
送上一張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賢，粉碎"四人幫"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攝影協作組的組長（兼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長期負責拍攝有關毛主席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後第三天）早上拍攝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會堂準備悼念毛主席的攝影活動時，汪東興對我說： "你帶上照相機跟我去。"我當時沒有帶照相機，借用別的同志的照相機和三個膠捲，向汪東興報到。汪問我："你帶了幾個卷？"我說三個。汪東興又說："多帶一些膠捲。"我又去借了一些膠捲。汪東興對我說："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車。"我就跟汪東興一起走出大會堂，坐了汪東興的隨車，跟在汪東興的車後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去，去照什麼像。進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處，下車後，汪東興把我帶進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過道的一個小房間裏等著。這時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過道裏等了有四十分鐘後，才看到華國鋒、陳錫聯同志，還有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從裏面的房間走出來，有的一邊走，一邊剔牙，我才知道他們在裏面才吃過飯，上廁所去。當姚文元看到我時，對我說："我也打電話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個重要任務。"江青看到我時說："你就帶了一個閃光燈？又是平版光。"我覺得當時的氣氛很緊張，我沒有講話。我這時還不知道要照什麼像。過了一會兒，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遺體的大房間裏，其他人員一概免入，就連張耀祠、張玉鳳也不得進入。接著，他們八人走進來，每人圍繞停放主席遺體的床走了一圈後，八個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遺體前照合影。從左至右是：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遺體前照合影。照完後將主席遺體運大會堂。當時我想：為什麼葉副主席沒有來呢？看當時的情況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遺體前向主席致哀告別。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都來了，雖然政治局委員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葉副主席。葉副主席當時又在北京，身體很好，無論如何葉副主席是應當參加的。如果說只是負責主席醫療組的中央領導人向主席遺體告別，姚文元、陳錫聯又不是負責主席醫療組的成員，他們兩人為什麼又參加呢？我對這個問題不理解。
我照完這個像以後，回到攝影部，值班記者告訴我，說姚文元來了幾次電話找我。這就是說姚文元、汪東興為此事都親自找我，江青又說是用"平版光"，可見照這個像，江青、姚文元、汪東興事先是計劃好的。過了兩天，江青、姚文元、汪東興都向我要這次照片的樣片看。（三個人同時要看一個活動的照片樣片，這還是第一次，可見此次活動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樣片，給他們三個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張，有合影的，有幾個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後，江青首先選定了六、七張，其中有合影兩張，一張是八個人挽手的，一張沒有挽手的。江青選定後，寫了一張條子，大意是：國鋒、洪文、春橋、文元、錫聯、東興、遠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紀念。七個人都在條子上劃了圈。江青把她選定的樣片連同上面七個人圈閱過的條子一同寄給我，要我放大八套，並在條子上寫上"退江青"。過去江青洗照片時從來不把其他中央負責人圈過的文件給我看。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麼原因她將圈過的條子寄給我。
粉碎"四人幫"以後，汪東興就放風說我是攝影界一霸。在天安門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百萬人大會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審稿件時，汪東興當著華國鋒的面，氣勢洶洶地質問我："你知道不知道華國鋒是第一副主席？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第一副主席沒有？你為什麼不突出宣傳華主席？"隨後，汪東興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開全國宣傳會上，捏造罪名對我進一步迫害。他造謠說："華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會上致詞的五人照片是從電視裏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來的，是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思想偏到『四人幫』一邊去了。"從此，我就成了新華社的重點審查對象。進駐新華社的鄭屏年到新華社以後，我給他看過這張八人照片。於是，鄭屏年的五人小組向汪東興呈報重點審查我的"材料"。汪東興親自審批了審查我的問題，並以中央要審查的名義向群眾宣佈限制我自由的規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幫"的照片、底片。當時我沒有交出這次拍的底片、照片。後來專案組的宮天一同志要我把這些底片、樣片全部交給汪東興。因此，我將這次拍攝的全部底片、樣片密封後，交給專案組的宮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轉交汪東興。因為我在拍攝這些照片時就有想法，我認為沒有葉副主席參加是不合適的。所以，我在拍攝致詞的五人照片時，就把葉副主席拍上，而且影響大，這是我針對那張八人照片不要葉副主席有感產生的拍攝思想。因此，我在交這些底片、樣片時就留了一張八人挽手的底片。因為怕對我進行查抄，我將這張底片做了轉移保存，留存至今。
從汪東興當著華主席的面罵我不宣傳華主席到在全國宣傳會議上點名造謠整我，我反覆想，我的錯誤究竟是什麼呢？汪東興說五人照片是我從電視中搞了三天三夜拚接出來的，是純屬造謠，因為照片是第二天就見報了，電視片還沒有洗出來呢。汪東興說五人照片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更是欲加之罪。追悼會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麼會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攝角度是華主席、葉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萬人在場的天安門廣場拍攝的，怎麼就犯了罪呢？
請問汪東興，你們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裏安排拍攝的手挽手八人的照片是突出了誰？貶低了誰？排擠了誰？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有起碼道德是說實話，共產黨更應該從自已嘴裏說的、用手寫的都應該經得起實踐的考驗，是事實求是的。汪東興誣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殺人滅口。
現將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兩張照片可以比較一下，是哪張突出了"四人幫"？
這張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來。現在送給你，我認為是一張很重要的照片。
同時請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檢查汪東興對我的打擊迫害。敬禮！
杜修賢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八人照片雖然不能說明他們就是“八人幫”，但足以說明，華國鋒、汪東興同“四人幫”之關係的確是相當親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