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品與人品
( 楚子 )
我國古代歷來都重視人的德行，講究品行修養的重要作用。
“文如其人”這是強調文人的道德品質，是我國傳統的人文觀。
因為文字所承載的就是思想，而思想決定著一個人的品質，身為文人，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
要寫出好的文章，首先要做一個好人，
德之不立，無以立言，有了超人之品德，方有超人之文章。
人品的高下，直接決定著文章品位的高低，
因為所有意境優美、清秀雋永的文章，是由人一字一句用心去寫出來的，
讀者要品文章所闡發出的人文精神和內涵，品作者當時的心境、思想意境，乃至為人之道。
古人作文，尤重立意，以“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與道俱”為己任，
無論學者之文，應試之文，抑或交際之文，都追求一種“文道合一”的境界，
以文施教化，以文表達心聲等。
《尚書‧堯典》曾歸結出“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的創作規律。
自孔子、孟子而至杜甫、白居易，再到歐陽修、蘇軾等，
都強調創作的思想內容，重視作品的社會效果。
為文者本身就是道德的實踐者和傳播者，
古人說“心之所發，蘊之為道德，顯之為經綸，樹之為勛，立之為節操，
宣之為文章，運之為字跡‧‧‧”
例如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的文章，也寬厚宏博，
使人感受到一種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
這不僅僅是單靠執筆學寫文章就能到此地步的，
這是因為他維護天理正義、公道良心的社會責任感，
充於內心而溢露到外貌，發於言語而表現為文章。
他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
對於塑造我國歷代優秀知識分子的精神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唐代的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認為文章必須擔負起“補察時政”的歷史使命，
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使聞者足戒”的目地。
他的文風樸實、自然、流暢，著名作品有《賣炭翁》、《杜陵叟》、《紅線毯》等，
他在《寄唐生》中寫道“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都體現出為民請命，揭露社會時弊，為正義而大聲呼喊。
他不僅是一位文學家，同時還是一位敢直言、愛百姓、廉潔自律的清官，
他不僅是一位文學家，同時還是一位敢直言、愛百姓、廉潔自律的清官，
雖因觸怒權貴屢遭貶謫，卻依然不改初衷。
一個在惡劣環境中特立獨行的高潔之士形象，就矗立在人們的心中了。
據說他每寫一詩，必對老嫗讀之，老人不明白就改寫，
所以他的詩文連不識字的老人、兒童都能聽懂，被傳為文壇佳話。
宋代的陸遊說過：“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
宋代的陸遊說過：“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
認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應該是人生和文學的永恆主題，
心繫百姓，不辱使命，品德高尚，才能寫出有感染力的文章。
他一生以梅花的品格自勉，
“雪虐風號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高標逸韻君知否，正是層冰積雪時”。
歷史上流傳千古的著作名家，幾乎都是具有梅一樣品格的人，
歷史上流傳千古的著作名家，幾乎都是具有梅一樣品格的人，
從《歸去來兮辭》中，人們讀出了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操守；
從《滿江紅》中讀出了岳飛“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正氣；
從《岳陽樓記》中讀出了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
他們的文章傳承至今，無不表達出其高風亮節、不謀—已之私的語言形象，
他們的文章傳承至今，無不表達出其高風亮節、不謀—已之私的語言形象，
其崇高的文學地位，與其高尚的人格交相輝映，崇高的信仰是其成就的關鍵。
而對於那些人品不好或大節有虧的人，其文亦受其人品影響，隨人而逝，泯滅不傳。
我國的傳統文化，以道德標準衡量一切事物，引導著人們以正確的是非觀面
對“善”與“惡”、“正”與“邪”這些原則性問題。
而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千百年來一直就具有追求真理、維護道義的傳統，
他們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捍衛道德、真理的勇氣而倍受人們的尊重，
使人們在學習、研究其作品中，能學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追求光明和美好，把德操作為人處世立身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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