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處不相逢

不知從何時開始，罵馬英九成了顯學。幾個朋友坐在一起，沒話找話說，就會一起大聲的罵馬英九，好像臺灣的問題，千錯萬錯都是馬英九的錯，馬英九已經淪落到「千夫所指，無疾而終」的悲慘地步。
我記得在2011年總統大選前夕，我在一個管理顧問公司的論壇中，就提出過我的看法。我認為臺灣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大於個別領導人的問題。誰當總統，都很難有所作為。當時似乎沒有人認同我的看法。
我做了比喻。明朝276年，洪武永樂之外，難出雄主；清朝267年，康熙雍正乾隆之後，再無聖君。為何會如此呢？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名著《萬曆十五年》，就是在闡述這個論點。書中的論點是，明朝中葉之後，在整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結構之下，所謂朝綱獨斷的皇帝，所能做的事，實在也很有限。
臺灣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在臺灣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之下，任何人當總統，都難以滿足民眾們的期待。
譬如說，有一個農夫有一片果園，養了一群猴子。猴子們原來自己找果子吃，農夫與猴子相處得挺好。後來慢慢的，猴子們發現跟農夫要東西吃，比自己找果子吃，日子過得更加舒服愜意。
如果農夫不給，猴子們就耍賴，只要耍得兇、耍得久，農夫就一定會給東西吃。時間久了，農夫與猴子之間，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一旦結構性問題成型，主客易了位，要想再做調整，難乎其難。
要想解決問題，也不是沒有辦法。一是幹掉一些猴子，一是乾脆把這群猴子全部趕出家門。如果農夫真的這樣做，也許就代表著農夫決定要改行了。
臺灣的結構性問題在哪呢？我簡單說明如下。
1）統獨分裂。臺灣沒有一個一致性的國家定位，不論是國家最基本的憲法、國歌、國旗、還是國家慶典的舉辦，都有基本概念上的爭議。從國家的基本定位來說，臺灣似乎是處於一個內部“分裂”的狀態。
2）政黨惡鬥。臺灣的政黨政治，贏的全拿，吃香喝辣；輸的全輸，餐風飲露。因為勝負之間，利害懸殊，所以敵我意識，十分強烈。遇到問題，非要拼個你死我活不可。基於這樣的政治結構，兩黨不存在和衷共濟，合作為國的可能。
臺灣的政黨政治，套句共產黨的話來說，已經不再是「內部矛盾」，而是「敵我關係」。
3）立法院的立委，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團體需要服務。立委掌握國家公器，手上有很大的權力。但是臺灣的立法院，已逐漸成為政黨「敵我關係」拼搏的沙場，也是各自利益團體巧取豪奪的交易平臺。國家政策的推動，又必須要仰賴我們的立法院。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之下，我們如何期望臺灣政府，能夠有合理而有效率的運轉？
4）臺灣所處的國際環境。臺灣處在全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也就是美國、中國、與日本三個國家的角力中心點位置。這三個大國，各自都替臺灣劃下了紅線。所以不管臺灣願意不願意，臺灣自由活動的空間，已經有結構性的局限。
5）社會心態。好像上述的猴子一樣，要不到東西吃，就耍賴。誰耍賴耍得越兇越久，就會成了最後的贏家。臺灣任何小事，都會有一群猴子跳出來耍賴。
我觀察臺灣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發現臺灣自從1996年開放民選總統，經濟就一路走下坡。臺灣的民主政治，似乎加快了臺灣政治與社會結構性的惡化問題。民主化的進程越深，經濟的表現就越差。
為何會如此呢？我想問題的根源大概是基於二點：
1．臺灣的民主政治，有主政集團集體分贓的特質。
2．臺灣的民主政治，有高度政策買票的特質。
以上二點，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幾十年下來，相互同化，已無差別。
自從李登輝在1988年接任總統職務，到今天已有24年。在這24年間，以上的這二個特質，不斷的激蕩強化，形成了今天的積重難返的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的問題，任何人都難以解決。就像是歐巴馬不管如何信誓旦旦，就是無法解決美國的財團與政客，與華爾街之間盤根錯結的利益輸送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臺灣今天有167家大學，臺灣的大學密度高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臺灣末端大學生的素質一塌糊塗。我的實際經驗是，末端大學生，大多都不能把英文單字的一月到十二月，寫得齊全。
但是每個大學，都是像猴子一樣，跟農夫耍賴要東西吃，要求與國立名校同等待遇。這已經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任何教育部長，都無法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
臺灣的幾位民選總統，李登輝以戒急用忍的功夫，忙於內鬥與修憲；陳水扁以雄辯滔滔之才，忙於A錢，力拼自己家的經濟；馬英九原來的形象清新，現在則是忙於挨罵與辯解。每位總統，似乎都是各有各的治國，或是治家的困境。
馬英九固然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但是在臺灣當前政商結構與社會氛圍之下，我認為，換了任何人當總統，不論是謝長廷、蔡英文、還是王金平、吳敦義，都不會有大的作為，也許比馬英九還糟。
那麼臺灣完了嗎？這個也不用太悲觀。菲律賓在二戰剛結束的時候，是亞太地區僅次於日本的最富有、最進步的國家。現在菲律賓被很多國家超越了，但是菲律賓老百姓一樣的過日子，只是相對而言，比較貧窮而已。在我的印象中，曾有民調顯示，菲律賓人「自我感覺快樂」的程度，在亞洲名列前茅，高於中國大陸，香港與臺灣。
如果臺灣變得更窮了，但是「自我感覺快樂」的程度變高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變化，符合孔子所謂的「貧而樂，富而好禮」的生活哲學。
我認為，臺灣的經濟表現，與韓國、新加坡之間的差距，會越拉越大。臺灣會逐漸脫離原先亞洲四小龍Ａ段班行列。臺灣雖然會一路下滑，但是憑藉著臺灣人民的智慧與勤奮，以及臺灣所累積的雄厚海外資產，將來還是可以穩穩的坐在亞太地區的Ｂ段班，一個高於菲律賓或是印尼的位階上。
後記
我的文章重點是在指出，臺灣今天的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當我們面臨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的時候，個體努力的成效，是很有限的。這也就是所謂的“獨木難支大廈”，或是“孤臣無力回天”。
再譬如說，很多人對於中共十八大之後的習近平、李克強政權有很多討論。不過我認為，不論是江澤民、朱鎔基；還是胡錦濤、溫家寶；還是未來的習近平、李克強，基本上都是在共產黨的“體制結構”內運作的。這個“體制性結構”決定了他們所能運作的空間。
所以我們要探討問題，就要探討這個問題的“背景結構”。
如果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個別人物的身上，而忽視了更基本的“結構性”問題，恐怕是建樹而不見林了。
這是本文的要旨。
文／薛中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