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學的精神
人大成立國學院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其實並不是應不應該建立國學院的問題，而是其背後的象徵意義。如果紀寶成校長僅僅將國學看成是書齋中的學問，可能並不會引起太大的爭議，正因為他將國學當成是“延續文脈”、“保存和傳承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一種重要方式，”才招致一些學術家不惜用分解語句、找“錯”字的辦法對其進行“猛烈”的抨擊。從這場爭論中可以看到國學面臨的尷尬局面：當它被抽去精神內涵成為“已經過去”的歷史文化時，很容易被接受，而一旦涉及到精神本質，就必然會有一些人以學術的名義對其進行圍攻。這場爭論的實質其實是國學的“死”、“活”問題，即它是“已經過去”的“故學”，還是有著永恆生命力的固有之學？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書齋化的、似是而非的死“國學”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1、中國學或中國研究。這種人類學傳統起源於“文明人類”對“野蠻類人”的研究，它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並不只在“文明人”那裏存在，“文明”的嚮往者也會運用。這種學術後來分化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居高臨下以“我們”觀察“他們”。帶上“文明”的眼鏡，眯起“人類”的“大”視線，中國的傳統就立刻顯現出其“猙獰”的面目，成為阻擋“文明”視線的障礙。另一種類型是回到“物件本身的精神世界”，抱著溫情“歷史地”去理解、認識傳統，並從中挖掘出與“普世價值”、“現代形態”一致的“精華”。這第二種類型相對於第一種類型來說少了一些“文明人”的無知和狂妄，但由於固執于傳統與現代之形器，缺乏精神、義理的貫通，實際上是將傳統文化推給了歷史、推給了過去。
2、詞章、訓詁、考據、把玩之學。這種學術並非近代才出現，但應該指出的是，越是在國學的本質精神喪失、國運衰敗時，它就越發達。這種學術不能說完全不需要，但在喪失根、本的前提下，極有可能淪落為文人雅客、知識精英的“遊戲”。從曹雪芹筆下推導出史湘雲嫁給了誰，或者大觀園裏有沒有公共廁所，這種研究已經深刻到家了，但意義何在？這種只能在圈內“顯擺”和“把玩”的遊戲和國學精神並不沾邊，將它等同于國學，就等於將提籠架鳥、對對猜謎說成是發揚國粹。
3、現代學術、知識體系之下的“國故學”。其特點是將“過去的歷史文化”變成現代學術裁縫的布料，用“知識”的剪刀加以裁制。在知識的關照下，修養成為無干學術的私事，甚至原本屬於自己的“明德”也被物件化。口能說、筆能論，概念清晰、體系精美，但“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 陽明 先生語）“襲於其外”而不能明，陷於其內而不能通。同時，“過去的歷史文化”在“知識”面前一切平等，不存在是非、實虛、高低、本末，沒有王、霸之分，儒者之學與刑名之術相安無事，各自顯現其“學理”。於是，經成為“學術資源”，喪失了教的功能；史成為一種資料，失去了正的作用。這種被現代“學理”整理出來的“國故”，就象被貼上了瓷磚的古建築，不倫不類，早已失去了其內在精神。
清末以來，中華文化被人為破壞，但以上三類“國學”卻空前繁榮，研究古書而有私見甚至邪見者都成了國學家，這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獨特現象。今天恢復國學，如果僅僅是開闢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至多是多了一個學術話題而已，縱使有一大批學人成為大家，也只是多了一些“語言”大師，沒有什麼意義。從塑造民族精神的角度來認識國學的價值和意義，這在今天的中國十分必要，但如果從這個方向規定國學的內涵，那麼它同樣是蔽塞而不能貫通，這和被囚禁于書齋的國學一樣，並沒有擺脫時世之弊。從外部界定或構建國學，這本身就有一個外在的取捨標準，不可能真正體會到國學的整體精神。
國學的本質在於學，此學不同於流行學術，並非專門之學、與修養脫節之學，而是全體、一貫、“踐形盡性”之學，不可分解。國學在今天可視為適應國人之學，學的方法或有不同，但本質卻沒有中外之分。知道學之根本，就知道國學的精神。一個小學生讀《三字經》，讀到“人不學，不知義”時，產生這樣的疑問：“難道上學就知道義？”學而不知義，這是現代學術和教育的最大弊病。不知道人之所以為人，於人之所異於禽獸者不知道存而擴充之，在不能“成人”的情況下學習大量的知識和技能，它們能有正用嗎？當今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物質財富不斷增加，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卻處於嚴重對立的狀態，這種狀況早已被人類的理智所認識，但卻一直難以改變，什麼原因？喪失根本之學，內外不通，知識技能乃至於科學得不到正用，制度停留在外，政治淪落為一種形式，身不正而正其影，怎可能有真正的改變？
國學並不只是儒學，但儒學的精神就是國學的精神，知道儒學之精神，就知道國學的精神。《大學》開宗明義指出為學之根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由此可見，學之根本不外是明明德，不外是複吾人本具之良知，複心體之同然。正如 陽明 先生所言：“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既明，則足以應萬事之變，正所謂各得其正、各得其理。因此，此學至簡至易，但卻至大無外，融通萬物。有此根本之學，社會和諧就有了思想保障，知識技能以及分科學術就有了基礎，不至於偏學偏用。中 山 先生主張“從根救起固有的文化。”所謂根，就是這種文化的內在精神，也就是國學的精神，具有永恆的價值，不會因為古今、中外的劃分而失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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