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佛學
概念的厘定
佛教是由釋迦牟尼開啟的關於人們如何通過一定途徑，以脫離生死苦海、求得解脫的言行教法。佛教作為一個成熟的宗教，它包括教主、教義、教規和教團組織，以及有關行持實踐方法和儀軌制度等各項內容。佛學，從廣義上講就是對這些內容進行具體的研究和總體的分析。一般所說的佛學，以經、律、論三藏為核心，及歷代學人對三藏經典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佛學的內容涵蓋著教、理、行；果四個層面，通俗地講即學理和實踐兩個方面。本文所說的佛學，特指歷史上留存下來的有關這些內容的文字遺產和相應的文字研究，且以後者為主。
兩種對佛教與佛學關係偏頗的認識
佛教與佛學，一方面各有其獨立的系統，另一方面又相互影響、互為依賴地存在著。從總體上講，佛教與佛學是完全相一致，而不是相排斥的。但事實上並非所有人都是這樣認為的。無論是在佛教界或學術界，都有不少人視佛教與佛學為兩碼事，甚至於認為兩者是相抵觸、相妨礙的。當然，這種偏頗的認識，在佛教界和學術界各有其不同的表現，下面我將分別對之揭出。
在佛教界內部，有些教徒認為，佛教是要解決人們生死輪回的大問題，靠的是持戒踐行，無關乎見聞學說。對佛教義理的闡說研究，純屬紙上談兵。所謂說食不能充饑，望梅豈能止渴。有些信徒常喜歡借用“終日數人錢財，不識自家珍寶”這句話，來比喻那些致力闡揚佛學義理的人。他們認為，對佛教的信仰靠的是虔誠，何需借介於佛教義理的認識研究。惟有實實在在的持戒吃素，念佛修禪，才叫不空過人生。總之，這些信徒所持觀點的基本點是把佛教與佛學拆離，認為對於信仰者來說，佛學研究無益於佛教踐行，甚至可能是有礙于教徒的精勤修行的。
如果說上述觀點表現的是一種站在佛教的立場上輕視佛學研究的現象的話，那麼，下面敍述的一種觀點，所表現的是從所謂佛學的立場上排斥佛教的現象。
在學術界，普遍認為，佛學研究無關乎信仰，如一落信仰，所謂的研究云云則全部失真。信仰歸屬於情感，而研究乃是理性的，如果佛學研究者一旦成為一個信教者，就難免使他的研究帶有或多或少的感情色彩，失卻了客觀性。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學術研究需要的是科學精神，無所依傍，實事求是地發表個人的看法，而信仰者就缺乏這些基本特徵。在他們看來，信仰是與知識根本對立的，知識是求真的基礎，故而信仰是妨礙人們對真理的探索的。所以學術界一些佛學研究者，往往十分輕視信徒所寫的那些對佛教義理有實在心得和真切體會的文章。他們自以為學術研究乃是純文化，居於高層次的地位；而宗教信仰屬於俗文化範疇，處於低層次，自然不屑一顧。
以上所舉的兩種觀點，在對佛教與佛學的態度上雖然各有偏重，出於不同的立場，而表現出不同的特徵。但是兩者所存在的問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即都是把佛教與佛學對立起來，視為兩個不能相容的矛盾對立體，互相輕視、排斥。下面筆者針對這兩種觀點所存在的問題分別作出具體的分析，闡明佛教與佛學的關係。
佛學研究是佛弟子巨集道修法的需要
任何宗教都是以它獨特的教義決定其性質特徵的。教義是宗教的主要組成部分。與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的教義最為精緻、淵博。佛教教義的範圍通稱為經、律、論三藏，三藏是佛學的基礎，它既是佛學的基本內容，又是佛學研究的主要材料。
佛教興起於二千多年前的印度。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佛教不但沒有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反而能廣被世界，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功當推佛學的存在和佛學研究的促進。佛學是佛教慧命得以綿延流長的載體，如果沒有佛學，今天某些輕視佛學研究的教徒們，恐伯也不會知道什麼叫佛教，更不用說信奉佛教了。佛教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傳播的主要途徑在於文字的研究。先賢曾說：“夫為長老者，據佛祖之正位，則應紹佛祖之家業，作人天之師範，則應開人天之眼目。”(戒顯禪師《禪門鍛煉說》)根據佛教的精神，從化度眾生的本懷來看，我們決不能否定佛學研究對繼承佛陀事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字是弘揚佛法的主要工具。
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史作透視，隋唐時期佛教各宗派的興起，正是藉著該時代(從東晉南北朝開始)佛教義學研究的繁榮而促成。禪宗號稱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但一代祖師慧能，本也是聞誦《金剛經》而悟道，他自己不是也留下一部《壇經》供後人學習參考嗎？且不立文字，乍看為一否定詞。實則否定一切，正是為肯定一切。早期禪宗所倡說的不立文字，並不是否定文字典籍之能導人起信、資人參道的功用；其不立文字的提出，正是由於人們能借助於文字而起信、悟道。但究竟的理體，必待親證而得。文字經論畢竟是悟理的一種輔助工具，禪宗大德深恐人們誤把文字當般若，而執著於文字名相。所謂不立文字者，用意正在於此。歷史的事實告鑒我們，正是後世某些禪宗門徒一味地強調不立文字，輕視經典，濫用“玄機”，而造成中唐以後佛教的一度衰弱。(當然，衰弱是由多種原因促成的。)
聞解而起信，藉教以悟宗。佛弟子從起信到踐行都離不開佛學的啟發和指導。覺悟成道不是靠死禪枯定而得。修行以明理為先，不明佛理，難得究竟。如僅憑一股子虔誠，盲目崇拜，迷于義理，到頭來還是一事無成。(關於這個問題，讀者可參閱拙撰《信佛是迷信嗎?》一文，載《上海佛教》1988年第4期。)
當代大德印順法師說：“凡宗教和哲學，都有其根本的立場，認識了這個立場，即不難把握其思想的重心。佛法以有情為中心、為根本的。如不從有情著眼，……則不能把握佛法的真義。” (印順《佛法概論》第三章第一節)佛教要面對現實，面對人生。任何三位佛弟子，都應樹立自度度人的思想。如果不深入研究佛法，暗于義理，自度尚且困難，更不用說完成由佛陀開創的神聖使命，荷擔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了。如果佛弟子沒有對佛教的精神有一番通盤的認識，沒有超等的學養，又怎麼能幫助人們去排除生活中的種種困惑、解決現實的人生問題、啟導世人走向理想之境呢?
當然，有些教徒對佛學並非沒有研究，但就是不願把自己的心得體會公開於世，以資人參用。有的甚至還譏誚其他教徒在這方面的努力，認為這是文人習氣的氾濫。這種態度不合佛陀的精神。本質上講，持這種態度的教徒說明了他對佛教還缺乏正確的認識。
總之，無論是從個人的踐行悟道角度出發，還是本著弘揚佛法的精神，佛教與佛學不能須臾離。
佛學研究應以佛教信仰為基礎
佛教經論是佛菩薩覺悟後留下的言教，先賢的文章也大都是修行實踐後的體驗所得，無不是一種生命的自然流露。
作為佛學研究者，如沒有切實的生命體驗，不能窺測佛學的堂奧，把握不住佛學的精義。沒有生命的體驗為背景，所謂的研究云云，其結果常常會與佛家的本義相違悖。研究者苦思冥想，推度臆測。卻終究是隔著一層，難以與佛教的精神相應、相契。
有些研究者，自以為不偏不倚，以求學術研究的純客觀。其實，任何學科，任何理論，都不存在所謂的純客觀。這一點，自然科學家也是承認的。佛家常言，說不得，一說即不是，就是這個意思。對於實存世界，無論你怎樣解釋、論證，都只是一個角度而已。蘇東坡《題西林壁》中“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詩句正可說明這一事實。“客觀”二字，只能是相對而言。當然，這並不是要否定學術研究的求實精神。但理想之建立，與理想的實施乃兩回事。理想，你可以一輩子去追求它；趨近理想，並不等於理想的全部。
佛教主張，對於宇宙的實相，人生的真諦，必須通過實證去把握。所謂如是相、如是性、如是本末究竟。若一落文字詮說，就失卻了其本來面目。生命的學問，出於人生的實踐，與人的整個生命相貫通。一旦拋棄了生命體驗的基礎，使之變為純知識論的理論研究，則失卻了其本質意義，而無真實性，成為如康得所批判的一種研究“假物件”的“假學問”。佛學是一種人文學。人文學是人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如果脫離了生命實踐的基礎，人文學也就不成其為人文學了。
信仰不一定以知識為基礎，但並不等於說一切信仰都與知識相對立。尤其是像佛教這樣一個“世界宗教”，更是涵有深刻的理性內核。(關於“世界宗教”的特性，讀者可參閱日本宗教學者阿部正雄《世界宗教的終極》，載《世界宗教資料》1987年第1期)一般來說，知識之求真，所求的是現象的“真”。而佛教所求索的，乃是存在的本質、人生之真諦。佛教不但不排斥知識，倒是要借用知識論作為方便，去求存在之實、生命之真的。那些只講佛學而排斥佛教，自恃搞純學術的人，且不說其對人文學認識的偏頗，就其種種執著的心態，本身不就是個人情感的表現嗎？
世間一切學問的高低，全在於它對人類帶來利益的大小而定。所謂“俗文化”“純文化”的劃分，乃是人為的概念分別，若執此來判定佛學與佛教的高低，顯然是一種世俗的心理偏見。帶著這種心理偏見去探索學問之理，也不可能做到客觀求實。
佛教本是因人而立，佛學就是關於人生、關於生命的學問。佛學不是擺設在人生的外面供人研究、玩賞的。生命的學問須由生命去貫注而求得。生命貴相通，心佛眾生本無差別，人類的生命與佛菩薩的心體是能相溝通的。佛學研究如果不把自己的生命投放進去，是不會有真知實解的；研究者如僅停留在知識層面，而不進入到生命底層去體驗，那他永遠只能游離在佛家的殿堂之外，不能與佛菩薩的心體相契合、相構通。其研究的結果，也始終與佛教的本義格格不入，而所謂“客觀”也者，也僅是一句空話。
我認為，一個出色的佛學研究者，應該是有實在的修行體驗。惟有實在的體驗，才能透視佛學的奧義，把握住佛教的真諦。而佛教的踐行，是以信仰為動力的。沒有真切的信仰，哪來實在的修行。所以佛學研究，須以信仰為基礎。
結 語
現在我們可以做個簡要的概括了。佛教是佛學的來源和基礎，沒有佛教的存在，就不會有佛學的出現；佛學是佛教實踐的理論總結和概括，沒有佛學的理論指導，佛教徒的實踐修行就難以很好的開展。也就是說，信奉佛教要有佛學的指導，研究佛學應以佛教信仰為基礎，兩者皆不可有所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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