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處不相逢

　　能海上師，俗姓龔，名學光，字緝熙，世居四川省綿竹縣，清光緒十二年（西元1886年）臘月二十二日生於綿竹漢旺場。父名常一，母張氏。有姊1人，長師10歲。後遷家于縣城，父以小商販為業，父母旋相繼去世。師依姊為生，就讀附近私塾，14歲入成都“恒升通”匹頭業為學徒。商號主人延塾師課子弟，亦姓龔，喜師穎慧，視如己子，授以經史，師學業日進。

　　師既學佛，不事文藻，遺作僅《國慶十周年頌》五律四首，載中國佛教協會主編之1959年10月《現代佛學》月刊，原詩如下：

其 一
祖國河山麗，賢能締造勞。
顛危成往事，人物數今朝。
鳳曆翻新頁，鷹瞵掃舊驕。
紅旗升旭日，萬古拂雲霄。

其 二
周道金繩直，堯天玉宇晴。
行行呈懋績，隊佇列材英。
幹羽魚龍舞，簫韶雅頌聲。
陽春一和煦，百卉各敷榮。

其 三
萬國衣冠集，千乘玉帛同。
鬥杓瞻北極，霜霰讓東風。
互惠誰為敵？無侵道至公。
和平無數翼，飛去滿寰中。

其 四
十年看樹木，五頂漸成陰。
（按：師時在五臺山）
金碧崇新構，鐘魚徹遠林。
盛世無憂上，禪棲法喜深。
山窗制新頌，身是太平僧。

　　師既學“藏密”，即以溝通漢藏佛學為己任。窮年兀兀，譯述無倦。其譯著以念誦儀軌為獨到；不惟詞旨深切，且韻律和諧，節奏悉按原文。喜饒嘉措大師曾到師住持之近慈寺參加法會，感歎曰：“到此，我似又置身拉薩寺廟矣！”師譯儀軌，必旋譯旋誦，再再磨勘，始成定稿。

　　師教弟子，多以偈誦，便於憶持。如60卷《四分律藏》巨著，亦集為頌文，使比丘弟子誦習。提要鉤玄，取精用閎，以少文攝多義。其文字般若，亦得于青年之苦學。

　　師善書，不以書法名。解放後，餘見其為日本友人作書，神韻擬破山。手稿頗多，“文革”中散失。墨蹟流傳者，吉光片羽而已。

　　庚子亂後，清政窳敗，外侮日亟。師矢志報國，決意棄商從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舉，興學校。師考入陸軍速成學堂，與劉湘、喬岳、傅常等同學，刻意攻讀，成績優異。1907年，錫良任雲貴總督，調應屆畢業之優秀學生20人去雲南新軍，師為20人之一。錫良一行到雲南後即接辦雲南講武堂第二期，師任第一隊隊長，喬岳任第二隊隊長。當時朱德、朱培德、王均、寸惜陰、金漢鼎、楊森等均為師之學生。講武堂結束，師返川任團長兼川北清鄉司令，旋辭職返渝。袁世凱任大總統後，為專擅軍權，羈縻異系，於民國三年（1914年）置將軍府，師被調入府，無定職。將軍府旋廢，又應川軍將領劉湘之請，任駐京代表；曾赴張家口等地從事實地調查，寄回不少資料。然以澄清之志弗遂，乃日涉佛經以自遣。曾思從事實業以富民，1915年東渡日本，欲考察政治實業，半年後仍回北京。師對日本佛教之盛行，頗多感觸，始萌學佛之念；欲以佛學淑世善民，而臻于有如日本之富強。

　　師初學于涪陵天寶寺住持佛源法師。在京時從北大哲學教授張克誠聽講“唯識”，每日徒步往返40裏。嗣後學無常師，遍涉諸宗，無所偏愛。成都少城佛學社常請法師、居士說法，師時自說法，亦從他人聽法，無驕滿意；但未厭其求法之望。當時佛教學風日趨衰微，在家講學者多偏學廢修；叢林則禪講罕興，僧律廢弛。馴致多有在家信徒，自稱但皈二寶，不皈僧寶。師乃銳意以振興佛教為己任。1924年，師39歲，生子述成，甫40日，即禮佛源法師出家，法名能海，字闊初（一作潤初）。除酌留家屬生計之資外，悉以家產捐助少城佛學社。旋赴新都寶光寺從貫一老和尚受具足戒。

　　師自學佛以來，於漢譯三藏教典多所研讀，禪教諸宗，盡涉堂奧。嗣聞藏文三藏，多為漢文所無，遂決心赴藏求法。1925年10月，師與同戒永光等到康定跑馬山；大勇法師亦率北京藏文學院學生20余人南下，與師會合。後藏文學院改組，留師及大勇、大剛、法尊、觀空、永光等諸法師17人，共圖次春入藏。師以資用不足，返蓉籌措。1928年5月，再與永光等同赴西藏，旅途備曆艱苦，9月始抵拉薩，依止康薩格西學法，執弟子禮甚勤，特為康薩所器重，日侍左右，為入室弟子。康薩與頗章喀齊名，稱為西藏“日月二輪”。師從康薩，於顯教側重學《現證莊嚴論》，於密法側重學《大威德生圓次第》。

　　1933年，師自拉薩取道印度回國，在上海講經，繼赴五臺山廣濟茅篷閉關。出關後不斷從事譯述，為弘法準備，並在上海、太原等處多次講經。“七七”事變起，師率弟子20余人返川。由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請住南郊近慈寺。寺為文殊院下院，年久失修。師率弟子數十人住寺，慘澹經營，不但複其舊觀，且先後建成威德殿、大師殿、藏經樓、沙彌堂、譯經院、金剛院、方丈寮等建築，蔚為一大伽藍。

　　師住持近慈寺，仍繼承叢林制，兼吸收黃教寺廟家風。上殿念誦，用漢譯藏文儀軌，間亦加誦漢文《大般若》、《華嚴》等大乘經典。每年開期傳戒，結夏安居，半月誦戒，律宗四大羯磨，如法建立。以沙彌堂培養青年，既學佛學，亦學文化及藏語，並迎五台紮薩喇嘛教辯論。年滿20方許受具足戒。新戒先入學戒堂，學滿5年，方給戒牒。次入加行堂，方得學密法。住加行堂5年以上，擇學行優者入金剛院。又於綿竹雲霧寺建茅篷，為金剛院上座坐靜之處。師亦時往山上閉關，導眾專修。師教徒眾，戒定慧三學並進，特嚴於戒學。時漢僧多衣青，近慈僧皆衣黃，人皆以為黃教標誌。實則近慈寺僧衣不同於眾，所至之處，稍不如律，即易為人覺察。故近慈寺與其稱為密宗，毋寧稱為律宗。寺僧不應赴經懺，但每日誦經四座，寒暑無間。女眾入寺，上午必在8時以後，下午離寺，必在4時以前。若逢法會，女眾但隨眾念誦聽經，不得串寮。縫紉洗濯，皆比丘自為之，不假手女眾。女眾住處，必離寺5裏之外。寺僧無事不往白衣家；有事去必2人以上。非必要即在門外立談數語，不入門。非常住公務，不入街市。以此宗風高峻，僧眾嚴憚。一時從師出家者，頗多知識份子。師攝受弟子，有教無類。文化高者，即助師譯述弘法。能工藝者，即委以建築或造像。僧衣法服，供品糕餅，皆寺師自製。耕種園藝，植樹造林，譯誦之餘，人執一業。師以出家略晚，涉世較深，於世間資生諸務，多所熟諳。近慈寺有學事堂，入寺必先學事。師嘗謂：“人不會作事，必不會修行，如何會成佛？”

　　師於顯教，遍學諸宗，不存門戶之見。既學《現證莊嚴論》及《菩提道次第》，皆淵源於《大般若經》，故自評為“大般若宗”。實即阿底峽、宗喀巴所主張“一切佛說經律論皆每人成佛所需要教授”，按次第安排在三士道中，與漢地講一乘圓教，無根本分歧；而《菩提道次第》所講，尤為切實平易。故師教弟子重點著手在下士道，即五戒十善。師嘗為人書法語：“解般若道，行下士行”，即謂見地要高，行履要實，不能徒尚玄談，無補實踐。師於淨土，以兜率淨土為指歸，即玄奘、宗喀巴遵循道路。兜率淨土寄望於彌勒降生，故于淨化現實世間，不失其積極性。且彌勒學稱為廣般若，包羅萬象，不舍一法。為力挽盲修瞎練之流弊，師竭力提倡講學；為力挽徒尚玄談之流弊，師主張僧眾三學，必依叢林，始能付諸實踐。修必依學，不可盲人瞎馬；學必有修，不能說食數寶。此師一生治學之精神，亦教授弟子之指南。

　　師於密法，認為系與顯教相表裏，相輔翼；不能脫離顯教而談孤立的密宗。西藏亦承認離掉顯教的密宗為外道。師以為密法即如來次第禪之流衍，小乘禪法之於漢地失傳者，唯可於密法中求之。故師於深入密乘之後，轉而致力於根本乘。於小乘論特重目犍連《法蘊足論》及《舍利弗毗曇》，以其為釋迦涅槃前二大弟子所作，必能得佛密意。晚年深研《增一阿含》，並寫《增一阿含學記》。師尤致力於律藏，曾撰寫《四分律藏》60卷攝頌4冊，約當於原著五分之一。又特別開講《四分律藏大小持戒犍度》，闡明戒定相通之理。凡此可見師於佛學乃由顯教大乘而入密，由密而上溯根本乘原始佛教，誠為獨闢蹊徑。

　　師教弟子學法，由淺入深，執簡禦繁。所用偈頌，多師自讀經論心得之節錄，及師傳心受之要點。師為弟子授皈依後，即授以所集《皈依發心攝要頌》，闡明三寶與皈依之意義。再授以《三皈依觀法》為修定入門。再授以師所集《文殊五字真言念誦儀軌》為每日行持所依。實則此書亦即佛教教理知識提綱。以此為綱，可歸納以後逐步深入之大小乘三學。此外為修觀音、彌陀、藥師等咒者，師均集有不同儀軌。師教弟子既循序漸進，條理井然；且說法善巧，信手拈來，皆成妙諦。自知識份子、文人學士，乃至裏巷婦孺，莫不聞法歡喜，得正知見。說法49年，影響遍及國內外。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致函請往弘法，師辭未赴。林森親為題護國金剛道場匾額，師視之漠然。國民黨政府曾請師出任參政員及“陪都宗教聯誼會”顧問，均謝絕。平生不趨利譽，不事權貴；所得檀施，悉奉三寶；食無兼味，笥無長衣，瓶缽蕭然，如雲水僧。常自謂：“我不過是一個膽小的出家人”，“但愛戒之心，可質之諸佛而無愧。”其對弟子之教育，身教甚於言教，不止於其著述。

　　1940年，康薩格西願來內地弘法，師決意親往迎請，乃再次入藏。康薩因病不能成行，盡授其衣缽法器于師，囑回內地弘傳其法。近慈寺道場成為溝通漢藏佛教中心，藏僧來成都，必朝近慈寺，對道場風規，均甚讚歎。師既建譯經院，自題門聯雲：“通聖言而遍寰宇，導世界以趣大同”。故師於佛教，既致力於漢藏之團結，亦注意於國際之影響。師既迎紮薩喇嘛住譯經院，複迎蒙族興善喇嘛教學《毗盧儀軌》。興善為章嘉活佛顧問，抗戰中來川，稱為毗盧法得成就者，于蒙古喇嘛中甚有威望。毗盧即唐密大日如來，千載絕傳，至此複續。興善喇嘛善工巧，能繪數十種壇場，師令沙彌皆學之。於譯經院木雕大威德壇場模型，備極精妙，皆師及興善監製。近慈寺沙彌學塑像于西藏喇嘛，一以《造像尺度經》為本，雖數米高塑像，亦空心不用骨架；今有能從事寺廟造像者，皆師所獎進。

　　彭縣龍興塔，建于梁代，後圮壞，四隅僅存其一，稱為天彭破塔。師發起修復，在彭縣開窯燒磚；仿印度菩提道場塔形，先建模型塔，高1丈余，現存龍興寺。峨山磚殿毀于火，師命弟子普超籌畫修復。1949年夏，師率弟子到峨山慈聖庵安居，為普賢銅像裝藏。又於慈聖庵造毗盧佛脫沙像，擬建為專修毗盧儀軌道場。師終生奔走，為保護名山大寺文物，不遺餘力，先後在成都近慈寺、重慶真武山、綿竹雲霧寺、峨眉慈聖庵、五臺山清涼橋及上海金剛道場，共開建道場6處。複於鐵像寺建尼眾道場，恢復二部僧戒。譯述及講稿共存70餘種，多已印行。遺稿尚未完成付印者亦不少。

　　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解放前夕，川軍將領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在彭縣龍興寺策劃起義，師亦與聞。1950年，解放軍代表來近慈寺，向師詢問進藏事宜，師悉詳告；並選弟子隆果等為翻譯，協助與西藏地方交涉接洽。旋親往北京，會同喜饒嘉措等同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迭電西藏地方當局，申明黨中央眷顧西藏寬大為懷的誠意，促其明察時勢，努力協助完成和平統一之偉大使命。近慈寺應交公糧及退押，師親督主事弟子將全寺儲存錢糧悉數繳納，率先完成任務。1951年10月，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為特邀代表。1952年10月，出席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會議。12月，赴維也納出席世界人民和平會議，取道莫斯科經蒙古回京。

　　1953年，率弟子上五臺山開荒造林，定居於中台下5裏之清涼橋。地為三昧律師道場故址，乃寶華山戒壇祖庭。師見遺碑，決就故址重建律宗道場，仿近慈寺道場規模，定為吉祥律苑。選10夏以上比丘先學、照通、請佛、成佛、通一、常浩、貞意7人等，分別為新戒授戒師，自退為戒源和尚。師此後即常住清涼橋，雖地處高寒，年屆70，譯經講律，老而彌篤。常率僧眾與山上農民通力合作，修渠植樹。曾先後赴京出席一、二屆人大及中國佛協會議，任全國佛協副會長及五臺山佛協會長。多次出席山西及四川省政協會議。1955年，赴新德里參加亞洲和平會議，取道仰光回國。1959年，西藏叛亂，師發表談話，堅決擁護政府措施，載《人民日報》。1962年，曾回近慈寺，傳法席于永光和尚。

　　1966年，“文革”開始，師亦被鬥，移居廣濟茅篷，參加集體勞動。師深信因果，深信政策，橫逆之來，不失常度。12月，紅衛兵宣佈遣散五臺山僧眾各回原籍，師問左右是否當走（僧家語以舍壽為走），眾未解其意，應雲當走。12月31日，隨眾學習，一如平時，中夜起登廁，遇比丘成宗，囑明日代為請假。次晨，妙輪（原寶光寺方丈）呼師進早餐，見其跏趺端坐炕上，已圓寂矣。世壽81，僧臘43。荼毗後遺骨葬於清涼橋。1978年3月，五臺山佛協於顯通寺為師召開追悼大會，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及中國佛教協會均派代表參加，並函電致悼。遺骨塔於善財洞側寶塔山麓，行人往還皆望見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為題塔銘，文曰：

承文殊教，振錫清涼，
顯密雙弘，遙遵法王。
律履冰潔，智刃金剛，
作和平使，為釋宗光。
五頂巍巍，三峨蒼蒼，
閟塔崇嶽，德音無疆。

　　附記：

　　師元配莊氏早逝，只遺一女，名述瑜，適桂氏。繼娶張氏無出。又娶莊氏之妹，始生子述成。張氏從涪陵天寶寺住持佛源出家，莊氏之妹從愛道堂比丘尼隆壽出家。述成20余歲時曾到近慈寺，後即他適。

　　得法比丘弟子清定；永光，現任成都市佛教協會會長；請佛任五臺山佛協副會長；成佛任五台顯通寺住持；通一、常浩在中國佛協工作；先學、照通已故。比丘尼弟子隆蓮現任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定淨，成都東城區政協委員。在家弟子，散在各界知名人士甚多，不及一一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