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商周時代的天命觀
所謂“天命”的含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特定內容。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特別低下落後，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極端簡陋和貧乏，每個氏族成員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團中方能生存。
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線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體生活水平線之上的貴賤貧富現象。
限於當時文明時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們眼裏具有無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類同自然界的關係如同動物一樣無可奈何地服從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風雨雷電、地震洪水、疾病猛獸隨時可以吞噬人類的生命。
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對命運比較自覺的思考，那還是在社會生產力有了極大發展，人類從自然界攫取的物質財富有了極大的積蓄，同是也出現了超越氏族群體生活水平線之上的貴族。即歷史邁進奴隸社會以後的事。
在這以前，“命”在人們的心中並非指個人的貧富貴賤，而是專指自然界對人類的制約。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死生及人間的萬物完全由那個神秘莫測的“天帝”來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無上的。這從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可得到有力的證明。
商人的祖先是順從天命，吞了鳥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跡而孕育的。雖然這是荒誕的傳說，但這個傳說卻蘊藏著我國先民們一個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們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
不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連人類社會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決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職位設置，都要靠這位至高無上的“天帝”來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壽夭和吉凶禍福。
其實，這位至高無上的“天帝”，就是人間的天子。這種“天帝命定論”的觀念，實為統治階級神權政治的思想反映。
夏商周時代政治上實行的是以嚴格的嫡長子世襲，庶子分封的宗法制為基礎的分封制。經濟上實行的是國家公有的井田制。為鞏固這種制度，他們又實行嚴格的等到級制。
人的貧富貴賤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決定了的，是終身不變、千古永恆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順；而逆天命無法度便咎由自取。
二、春秋戰國時期，人類對命運的大膽探索及陰陽五行學說的確立
中國歷史上，春秋開始直至漢朝的建立，是一個大動蕩、大分化的歷史時期，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井田制的破壞，直接動搖了政治上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法制的分封制。
特別是農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為地主，連商人也憑手中的權力參與國家的政事；分封的諸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互相爭霸，大力搜羅宗法血緣關係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隸出身的人，如貧窮到為人趕牛的甯戚憑才能被齊桓公拜為上卿，窮困潦倒的百里奚憑智謀被秦國拜相等，開了老百姓也能當大官的風氣。
進入戰國，“遊說則範睢、蔡澤、蘇秦、張儀等，徙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等，白身而為將。”（趙翼《二十二史劄》卷二）。至於在社會變動中有的貴族從社會上層降落到社會下層更是常事。
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劇變化，尤其是個人命運的大起大落以及時人對天象運動規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學的發展和進步，發現“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聯繫。
這就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既然人的窮富貴賤是“天命”都規定好的，亘古不變的，那麼和天子關係最親近的幾十顆血淋淋的國君的人頭何以落地？而貧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將入相？
這無疑是給長期以來在人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天命論”當頭一棒。必然引起時人對“天命論”的信仰危機。
反映在文學上也就出現了不少咒罵“天命論”的詩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話不然，為憂不遠。”《詩經、小雅、節南山》“天命反惻，何佑何罰。”《楚辭、天問》
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無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災於人，人間的統治者是這樣的昏庸無能，沒有誠信，這又怎麼能取信於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們撇開血緣決定命運的觀念，開始從人的自身尋求個人命運的普遍規律。
三、兩漢之際，四柱預測學理論的初建及王充的稟氣說
如果說，西漢時期四柱預測學理論的初建多形而下總結的話，那麼到了東漢王充稟氣說的創立，使我國的命學理論有了明確的哲學根基。
王充繼承前人唯物主義觀點，主張氣的一元論，他認為氣是構成世界的本源，“萬物之生，皆稟元氣”（王充《論衡、言毒篇》），萬物差別的根源在於稟氣的不同，“因氣而生，種類相產”（王充《論衡、物勢篇》），這本是進步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但他機械地將自然界的必然性用來類推社會人事，他雖然是一個偉大的無神論者，但他的稟氣說又形成了神秘的宿命論的自然命定論。
在他看來，決定一個人壽夭、貴賤、貧富、禍福的東西，是最初“在母體之中”稟受的“自然之氣”，這在一個人獲得生命之時便已形成了，就像草木的形態良莠決定於種子，鳥的雌雄強弱決定於鳥卵一樣，人的命運所包含的一切都決定於最初稟受的“自然之氣”。
他認為人的壽命的長短，取決於胚胎在母體所稟受的氣的厚薄，“夫稟氣厚則體強，體強財其命長；氣薄財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短壽。”（王充《論衡、氣壽篇》）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變的。
人的壽夭如此，命祿也一樣。所謂“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王充《論衡、命義篇》）它不決定於人的才幹賢愚等後天因素，決定於人最初偶然所稟的自然之氣。
自然之氣有厚薄之別，所稟之氣，厚者命貴，所稟之氣薄者命賤。因此每個人的命祿是先天之氣注定的。“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王充《論衡、命祿篇》）
所以命貴的人和別人一樣學習，只有他能做官；和別人一樣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陞；命富的人和別人一樣做生意，唯有他能發財，命賤的人則做樣樣事都徒勞無益，白白遭罪。
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王充《論衡、命義篇》）命當富貴，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當貧賤，禍殃並至，常苦不樂，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無法改變的。
四、唐宋時代，西洋占星術的引進，把命理文化推向理論的巔峰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巔峰，聰明的統治階級看到了唐以前歷代的興衰咎由，進而總結出“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在經濟上比較認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於發展生產的措施，終於出現了“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杜甫詩《憶昔》）這樣一個物阜民豐、社會安定的局面，農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興盛和都市的繁榮，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文化的繁榮，漢代那種禮教的枷鎖散架了。
儒、釋、道三教並存，特別是佛教的興起，隨著中外文化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術也相繼傳入中土，大大促進了中土算命術的發展。
五、明清之際 對四柱預測學的系統整理及完善
唐宋以來在上層社會中的那種把論命做為雅談的風氣至明朝有增無減。誠如明人宋濂在《祿命辯》中所說的“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者”。以至於達到了“士大夫人人能講，日日去講，又有大談他人命者……”的程度。
各種命理學著作也大量付梓、充斥書肆，這使得時人有了“自學成才”的入門途徑，所以交流研討命理，往往成為士大夫們茶餘飯後繼琴棋書畫的又一文雅的消遣。
另外，自唐宋以來到明朝命理學熱潮由上層社會下移到民間的勢頭更猛，使得舉朝皆迷命理的濃厚民風。染化的平民百姓皆諳命學並成了一代風尚。
據載，權貴孟無忌單馬出巡，在江漢邊遇到一個漁夫，提著一條大魚讓路於左，孟無忌問他年庚，不料生辰八字完全與自己相同，遂十分驚異，想邀請漁夫一同回去給他一個官做。漁夫謝絕道，我雖然和您年庚相同，但您生在陸地，所以命貴，我生在船中，水上漂浮，所以命賤，我每天以漁為生計也自足了，若一旦富貴，命薄之人反而會不勝福份而暴死，說罷辭謝而去。
一個朝廷重臣，一個江野漁人，但對命理精蘊的理解不分仲伯。這一特殊社會文化現象，使得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的算命習俗別具特色。
由於明清以來我國命學熱潮波及了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而命學各流派，門戶也繁雜泛濫，這就勢必形成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狀況，有的術士對命學精典體會不深，持論有悖命理精蘊；有的根本就不在命理上下功夫，而用嘩眾取寵。
沒有來頭的花拳繡腿炫人耳目，混跡江湖；有的機械套用命訣格局，將變化無窮的命理編排成死格式而對號入座（當今的電腦算命及軟體算命），以致無法自圓其說；有的以上諸種情況兼而有之，根本沒有準確率可談。
更有甚者，有的人把預測機理稍加改頭換面便自稱是自己的發明創造，從古人的故紙堆扒拉出來的東西也紛紛付梓，屆時國內易壇上真是即紛呈異彩又烏煙瘴氣。
所以在這轟轟烈烈的看命熱潮中又潛伏著一種“學術不精則信者必寡”的信仰危機，命學要想鞏固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進一步取得自身的發展，對命理文化就必須進行一番“去精取精，去偽存真”的系統的整理工作、這項工作從明朝初年即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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