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華嚴思想史上的主流
日本學者小島岱 山 教授提出了終南山與五臺山兩大華嚴派別並存的觀點。他根據歷史上弘揚華嚴學說的著名僧侶的活動區域，把杜順、智儼和法藏劃入終南山一派，把靈辨(477—522)、解脫(561—642)、李通玄和澄觀等人劃入五臺山一派。進而指出終南山一派側重于建立學說體系，五臺山一派偏重于實踐修行。他強調：五臺山一派更好地結合了中國的固有思想與文化，更加適應民眾的需求，因而具有更強的生命力，應該稱為是中國華嚴宗的主流。
小島氏的觀點擺脫了淨源、凝然道統說的束縛，彌補了傳統觀點對解脫、李通玄等人的忽視，強調了實踐在宗教傳播與發展方面的意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小島的觀點無疑受到了明惠的啟發，而明惠是與法藏一派平行的解脫、李通玄一派的傳人。所以小島剛擺脫了這一束縛，又不自覺地戴上了另一派的枷鎖，當然在本質上就難免偏頗了。小島說的不足之處，表現在三方面：
首先，小島氏沒有留意到兩大區域之外，江南地區華嚴學說的傳播狀況。根據筆者的研究，江南地區不但在宋代為華嚴教團，也是賢首宗的基地，就是在宋以前也具有悠久豐厚的華嚴傳播、研究歷史，足以與終南和五台相提並論。比如小島推崇的融合了五臺山和終南山傳統的澄觀是一位“越僧”，在前往五臺山之前，他一直活躍在江南地區，深受江南佛教的影響，在他身上體現的應該是三大區域傳統的結合。所以如果從地域學的角度來分析整部華嚴思想史的話，我們至少應該提出上述三大區域。
其次，小島氏仍然無意識地把虛構所謂純粹的華嚴思想設定為理論前提，而忽視了華嚴思想與其他佛教派別思想，以及中國傳統思想的交融正是華嚴思想史的特質。例如小島把長期活動在終南山地區，對宋代華嚴和西夏華嚴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宗密徹底排除在華嚴宗的範圍之外，理由是宗密思想中所謂“華嚴以外的思想”所占的比例過大。剖析一位元思想家的思想內容與辨別其在思想史上產生的影響是一個問題的不可分割的兩面。從宗密在整部華嚴思想史上所佔據的重要地位來看，既把他看作一位禪師，又將之稱為一位華嚴巨匠應該說是恰當的。而同樣把智儼、法藏的華嚴學與禪、三論等其他佛教思想進行融合的澄觀卻被小島推崇為真正的華嚴思想集大成者，這表明小島的評判標準有自相矛盾之處。事實上，與任何一種研究方法一樣，按照地域來梳理思想史的做法固然可以捕捉到思想發展與地域文化、傳統的有機聯繫，進行一種不同於時代縱向座標的橫向比較——在中國佛教史研究上這一方法尤具有重要意義。但它也具有其相應的局限性。最應該避免的就是不要把帶有同一區域思想特點的人物的思想武斷地等同起來。比如，李通玄和澄觀都活躍在五臺山地區，澄觀雖然在個別問題上，如三聖圓融觀方面，繼承了李通玄的一些觀點，但從整體上來看，他和李通玄具有完全不同的體系。
最後，小島氏過度強調了五臺山在華嚴思想史，甚至整個中國佛教史上所佔據的地位。從整個華嚴思想史來看，在隋唐時代，終南山地區是當之無愧的佛教中心，各派思想觀點在此激烈交鋒，傑出人物層出不窮。終南山地區既是智儼、法藏華嚴學的誕生地，又是唐代華嚴思想學說的最重要的中心。而作為最早形成的把華嚴設定為終極真理 (圓教)的思想體系，智儼、法藏華嚴學始終是中國華嚴思想史上的正統派，其代表人物法藏(賢首大師)也被後人尊奉為祖師(賢首宗)，而與這一派的思想具有明顯差異的李通玄等人顯然處於非主流的地位。
小島氏的矛盾之處正在於他既把智儼、法藏的華嚴學說設定為純粹的華嚴思想，又把李通玄一派推崇為主流。事實上智儼、法藏的學說也只不過是華嚴思想史的一支，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純粹的華嚴思想。與法藏等人相比，李通玄的思想在其生前以及身後的一段時間內並未受到重視。李通玄作為主角之一在中國佛教思想史的舞臺上亮相，還是自五代(南唐938)他的著作《新華嚴經論》獲准入藏開始的，這距離他去世已經200年了。值得一提的是，義理著作(不包括經錄和傳記等)被編入神聖的大藏經，李通玄不僅是華嚴系統中最早獲此殊榮的人，也是中國本土佛教思想家中的第一人。李通玄的思想在後世為何能夠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是一個涉及到從宏觀上如何把握整個東亞佛教思想史演變的大問題，超出了本文討論的範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以正統自居的宋代華嚴教團仍然堅持法藏、澄觀等人的學說，對李通玄甚少提及。這說明至少到宋代，李的思想在華嚴教團內部仍然處於非主流地位。這也從一個側面否定了小島誇大李通玄一派在華嚴思想史上地位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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