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華嚴》譯者:般若三藏法師
般若三藏,天竺人,唐時人長安傳法。隋唐時代,佛經翻譯以長安及洛陽為中心,譯事大盛,譯師輩出,此起彼伏,各領風騷。般若三藏是四十卷本《華嚴經》的翻譯者,以此而聞名後世。同時,在隋唐譯經史上,他是最後一位大譯師,所譯出的《華嚴經》也是唐代譯出的最後一部大部頭經典。此後,隋唐譯事衰微。
般若三藏為天竺北部人,對此無有異議。但究竟系天竺北部何處?則有兩說:一雲迦畢試國人;一雲罽賓國人。甚至有認為是兩人。這些都需要盡可能地澄清,以恢復歷史本來面目。
一
迄今為止,記載般若三藏行年事蹟最全面也是最原始的,是圓照法師的《續開元釋教錄》和《貞元釋教錄》。前者書成于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記載有般若三藏翻譯《華嚴經)以前的事蹟。翻譯《華嚴經》的過程及以後的譯傳活動,則在《貞元錄》中有記載。該書成於貞元十六年(800)。這兩部著作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上接《內典錄》和《開元錄》,為研究唐代佛教之不可或缺者。惟書中原始資料堆積較多,有失剪裁整理,讀者稍為疏忽便易生誤解。書中稱般若三藏為“北天竺境迦畢試國人也,言罽賓者訛略”①,但行文中又處處有“罽賓三藏般若”之語。皇帝的詔書以及般若表兄羅好心等,均以罽賓般若稱之,般若三藏本人也自稱罽賓人。到底是迦畢試人還是罽賓人?無其他旁證史料,似不易斷然判定。再加上這兩部書編撰於般若在長安的時間裏,或許在寫作成書後三藏本人亦讀過。貞元十四年(797)二月二十四日,《華嚴經》譯畢進上,般若以“罽賓國三藏賜紫沙門”署銜。經本頒行後,也以“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②署名。因此,在一百八十多年後贊甯法師編《宋高僧傳》,難以取捨,遂將般若三藏作為兩人人《傳》,一為迦畢試人,一為罽賓人。
《宋高僧傳》流傳較廣,影響較大。該書卷二有(唐洛京智慧傳》:“釋智慧者,梵名般刺若也,姓橋答摩氏,北天竺迦畢試國人。”貞元二年,“敕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殊眾者同譯,得罽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宋高僧傳)對兩人的區別是很明顯的,一在洛陽,名智慧,“北天竺迦畢試國人”。另一人,是長安的“罽賓三藏般若”。所以《宋高僧傳》在卷三又立了“唐醴泉寺般若傳”①:“釋般若,罽賓國人也”。前者譯了《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經》、《般若心經》;後者譯了《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和四十卷本《華嚴經》。
另一個造成誤會的原因與唐德宗、憲宗為般若所譯之經寫的序文有關。德宗《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序》和憲宗《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中,分別以“罽賓沙門般若”②和“罽賓三藏般若”③稱之。貞元六年(790)七月二十五日,般若奉詔出使迦濕彌羅(Kasmira,今喀什米爾地區),賜“三藏”名號。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在貞元四年(788)四月十九,所以兩篇序文有“沙門般若”和“三藏般若”的區別。
這樣一來,從德宗、憲宗的經序到《續開元錄》、《貞元錄》,再到《宋高僧傳》,出現了般若、釋智慧、般剌若、罽賓三藏般若、北天竺迦畢試般若等等異稱。
二
般若三藏法師實為一人,釋智慧、般刺若、般若等,僅為三藏法師梵名bjlm之音譯與意譯,不難明白。問題是迦畢試和罽賓。《續開元錄》和《貞元錄)言之鑿鑿,誠非空穴來風。因而不能不對迦畢試和罽賓進行分析,以明究竟。
迦畢試(Kapisa),又譯作迦臂施,位於蔥嶺南,越其國即進入天竺本土。玄奘法師赴印求法人天竺和離開天竺均經此地,言其國:“週四千餘裏,北背雪山,三陲黑嶺。一伽藍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並多習學大乘教法。”①該國在犍陀羅(Gandhara)以西。隋代大譯師閹那崛多是犍陀羅人,隨師西向時,即經迦畢試而赴厭噠(Ephthalites)。迦畢試在今興都庫什山的南面,都城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六十二公里的貝格卡姆(Begram)。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和考古學家的勘察,該國的國境至少包括卡非裏士坦(Kafxristan)的全部和葛爾班得(Ghorband)、彭赤什爾(Panjshir)兩河流域。②
至於罽賓,情況比較複雜,一般指今喀什米爾地區,即古稱的所謂迦濕彌羅國,在犍陀羅國以東。如需具體界定該國的範圍,因為時代不同,有各種變遷,典籍記載準確的很少,所以只能根據具體的時代來研究。
迦濕彌羅為西域古國,與中土交往較早。漢代稱其為罽賓:“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6魏晉南北朝因之,亦以罽賓相稱。唐代罽賓的性質和地域與前代決然不同。自然,唐人是清楚的,圓照法師也明白,所以才指出“言罽賓者訛略”。但其中之細微區別後人沒有深究,這才有了北天竺迦畢試般若和罽賓般若的分歧。造成這些誤會有另外的背景,即唐與西域關係的發展和變化。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九月二十三日,侯君集平高昌,置安息都護府,治交河。二十三年(649)二月十一日,以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為都督。兩年後,阿史那賀魯叛唐,據有西域之地。高宗顯慶二年(657)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大破阿史那賀魯,西域平,次年移安息都護府於龜茲。龍朔元年(661)六月十七日,於吐火羅道置州縣,在於闐以西-\波斯以東之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州一百二十六。此十六國中,“罽賓國”即其一。設“修鮮都督府”,下轄十州。①蓋這時大唐版圖雖向西達到極廣之程度,但勃律、犍陀羅等漢魏所稱罽賓的範圍並未完全包括在內。一方面是地理的因素。迦濕彌羅“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①,率屬國足以自守。另一方面,這一地區位於天竺、大唐、吐蕃三方勢力的交叉處,為一不穩定之地區,政治上比較敏感。大約因為這些緣故,唐統治者雖因“罽賓”的古稱而置都督府,卻設在迦畢試。
都督府之設實為不易。經數次反復才擊退了西突厥,萬裏轉輸,極為艱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此,朝內不斷有人提出異議者。如狄仁傑上表,認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為不智之舉,“綏撫夷狄,蓋防其逸越,苟無侵侮之意,則可矣。”“請捐四鎮,以肥中國”。③可見負擔之重。但自漢以來,西域安則河西安,河西安則中原安。此成為明訓,唐統治者不能免之。
三
清楚了以上背景後,才能明白玄奘法師在談及迦濕彌羅時強調:“舊曰罽賓,訛也。”①以及道宣法師述及迦濕彌羅時釋曰:“此即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①所以,圓照法師在著作中對般若三藏的記載是準確的:“法師梵名般剌若,唐言智慧,北天竺境迦畢試國人也。言罽賓者訛略。姓喬答摩氏。言瞿曇者訛略不正。穎悟天假,七歲發心,違侍二親皈依三寶。時依大德,名調伏軍。誦四阿含滿十萬頌,阿毗達摩二萬頌,餘又乃隨師詣迦濕蜜。”③
這是圓照法師之敍述,並非抄引其他資料。文中先言明般若三藏之故里,指明迦畢試不能稱為罽賓。“迦濕蜜”,即迦濕彌羅之異稱。那麼,下麵要回答的是為何唐德宗、憲宗都稱般若為罽賓人,般若及其表兄也自稱罽賓人?
第一,這裏所說的“罽賓”有虛稱泛指的含義。
首先,於西域開疆土,分設都督府,雖有被動的因素,但畢竟為封建帝王最重視的文治武功之一。所以,儘管修鮮都督府所轄之地並未包括古罽賓之全境,但仍以“罽賓”稱之。即所謂好大喜功者也。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其次,雖設立了都督府,但該地區仍處於多方強大勢力的交叉處,國小力弱,外部情況多變,內部關係複雜,附唐也有不得已的因素。吐蕃勢力西進,該地區與中原聯繫時通時斷。對於這些矛盾,唐朝廷無法很準確地把握。
再次,都督府為朝廷的綏撫機構,非完全之有效治理,與內地的地方行政機關性質不同。所以,名實是否相符,關係並不太大。
唐人對以上所述自然很清楚,官方場合都以罽賓稱之。
附及,《宋高僧傳》卷二有譯《尊勝陀羅尼經》的佛陀波利,“北天竺罽賓國人”,譯《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的佛陀多羅,也是“北天竺罽賓人也”。疑此“罽賓”,也屬於泛稱。如卷三《唐上都章敬寺悟空傳》,悟空本姓車氏,天寶十二載(753)隨使赴“罽賓”,至犍陀羅國。該國都為“尉賓東都城也,其王禮接唐使。”顯然這裏所指“罽賓”的範圍也包括了犍陀羅。
第二,因罽賓有虛指泛稱的含義,特別在置修鮮都督府之前,唐代高僧大德一般不採用此說,以免含混不清。
玄奘《大唐西域記》和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幾乎沒有“罽賓”二字。此可為明證。兩師均親臨其地,對國名與區域的認識,自非道聼塗説或望文生義者可比。顯然不用“罽賓”二字絕非偶然。道宣《續高僧傳》中也很少用此兩字。如卷二有關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的記載,此兩人都曾在北天竺長期巡禮學法,必然涉足古罽賓之地域,但傳記中僅出現犍陀羅、富留沙(Purusapu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迦畢試、噘噠等。前所引道宣釋“迦濕彌羅”曰:“此即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俗常傳耳”,即大概言之之意,非實指,因此為諸公所不取。
第三,唐代長安僧人的西域地理知識遠較一般人為高。西行求法,代不乏人,心慕嚮往者更不知有多少。
迦畢試為佛教盛行之國家,也是西行求法越蔥嶺人天竺的要道。《大唐西域記》記得很清楚,當為不少僧人所熟知。記述般若三藏事蹟的圓照法師久居長安,為玄、肅、代、德四朝名僧,以擅長文史編纂見長,且久參譯務。從不空三藏的譯場開始,圓照法師即參加了譯場工作。至德宗貞元四年(788)般若三藏奉詔設譯場,圓照奉命為筆受。貞元十二年(796)六月四日開譯《華嚴經》,圓照為惟一的一位筆受。所以圓照法師與般若三藏有多年合作的經歷,應當對三藏的本國故里是瞭解的,明確指出般若三藏為北天竺迦畢試國人,“言罽賓者訛略”罽賓,“梵音訛略,正曰迦畢試。”②至於《續開元錄)和《貞元錄)中一再出現“罽賓三藏”之語,乃圓照所抄引的資料,因而一仍其舊。唐德宗與唐憲宗為般若三藏所譯之經寫的序文中稱“罽賓沙門般若”或“罽賓三藏般若”,其“罽賓”,為高宗時代設修鮮都督府以後的習慣叫法。而般若之表兄羅好心和般若本人也自稱罽賓人,無他,乃隨鄉人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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