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處不相逢

本文對敦煌遺書中的早期《華嚴經》和相關文獻作了細緻的梳理和數量統計，分析了相關題記反應的時代問題，考察了當時《華嚴經》的翻譯、流行、信仰者的心理狀況和抄經人的情況等。並由此得出結論：《華嚴經》的流行要比一般佛教史的說法更早，而敦煌早期華嚴文獻對於研究初期華嚴學僧思想、《六十華嚴》思想，以及華嚴宗重要人物法藏的前後期思想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　敦煌和敦煌佛教文獻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為漢唐時代中西交通要道上一大重鎮，而敦煌石窟則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佛教沿著絲綢之路從西域向內地傳播，敦煌也因此成為佛教傳入我國的最早落腳點。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注引《魏略》所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之事，學術界一般把它確定為佛教正式傳人我國內地之始。佛教在敦煌的傳播可能稍晚於中國內地，但可以肯定在莫高窟開鑿之前，敦煌便已有佛教活動了，“世居敦煌”號稱“敦煌菩薩”的高僧竺法護的譯經活動便是明證。

竺法護音譯名為竺曇摩羅刹，據《高僧傳》載，他祖籍大月氏，世居敦煌，八歲出家，從學於外國沙門竺高座，“誦經日萬言”，並且“博覽《六經》，遊心《七籍》”。晉武帝（265～290）之時，鑒於佛教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的狀況，立志譯經。他隨師游西域諸國，學通外國語言，並廣求佛典帶回內地。他譯經活動範圍廣，從敦煌、酒泉經長安到洛陽，足跡踏遍當時北方佛教的興盛地和政治文化中心。他譯經時間前後約47年（266～313），幾乎與西晉王朝共始終。他譯經品類多、數量大，幾乎囊括當時西域流傳的所有重要典籍。這些記載，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敦煌佛教之盛。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文書，包括漢文、藏文、回鶻文、粟特文等多個語種“，就中佛教史料猶為豐富，約占全部資料百分之八十八，如禪宗文獻，中世偽經，中唐譯經、寺院史料，多屬罕見，均是研究佛教史的寶貴資料。”僅從數量而言，敦煌遺書亦可稱為“佛教遺書”。榮新江認為，確屬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最早寫經是S797《十誦比丘戒本》，題“建初元年歲在乙巳 十二月五日 戌時，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具戒”。這裏的建初只能是西涼年號，即西元406年。榮新江認為年代最遲者為俄國所藏32《敦煌王曹 宗壽與 夫人施帙寫經記》，為北宋咸平五年（1002），跨度幾達600年。

二　《華嚴經》的傳譯

《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buddhavatamsaka-mahavaipulya-sutra），又稱《大不思議經》、《百千經》、《雜華經》。據澄觀《大華嚴經略策》稱：“一略本經，即今所傳八十卷三十九品是。以其梵本有十萬偈今所譯四萬五千故。二下本經即是具本十萬偈文四十八品。即龍樹菩薩于龍宮所見。總有三本，此當下本。三中本經即彼所見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四上本經亦彼所見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此中上二本並非世人心力能傳，龍樹菩薩拿到人間的只是下品十萬偈。”

《華嚴經》之漢譯，向有支品與本部之別。“部大本之譯有三：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418）佛陀跋陀羅首譯《華嚴經》五十卷（後鳩摩羅什弟子慧觀開作六十卷），是為晉譯華嚴。唐武后證聖元年（695）於闐實叉難陀奉詔再譯，曆五載成《華嚴經》八十卷，三十九品，是為唐譯華嚴。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般若三藏所譯之《大方廣佛華嚴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相當於《八十華嚴》的《入法界品》，是為四十華嚴。

支品之譯首推後漢支婁迦讖所譯《佛說兜沙經》（相當於《如來名號品》、《光明覺品》），其後則有三國支謙所譯《佛說菩薩本業經》，西晉竺法護譯《菩薩十住行道品》、《漸備一切智慧經》，鳩摩羅什譯《十住經》。

《華藏世界品》、《十地品》、《入法界品》為《華嚴經》中最重要之品目，其中，尤以《入法界品》文學色彩最為濃厚，對後世影響最大。《入法界品》主要圍繞善財童子的求法活動而展開。善財為福城中一應瑞而生的天才少年。其時文殊師利菩薩奉佛之命，漸次南行，教化眾生，於福城東莊嚴幢娑羅林中說法。善財參與法會，因聽法而發無上菩提心。在文殊菩薩的教導之下，善財勇猛精進，向南求法，經歷百餘城，參訪了包括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神，甚至外道、船師、鬻香者在內的五十三位善知識，最後入彌勒樓閣，證入法界。《華嚴經》作為大乘五部之一華嚴部的主經，對中國佛教各宗派均有影響。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故事，更為教界禪門所熟知。《華嚴經》義理最為宏富，古人言：欲知佛家之富貴者，當讀華嚴。敦煌文書中弘景撰的《進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表》稱該經：“理無大而不包，義無微而不顯。一言一句，皆自在之法門；無始無終，悉甚深之境界。見聞者猶其不易，誤解者將知實難。”

根據史傳和經錄的記載，漢末三國時代還有兩部早佚的屬於華嚴類的經典。據《高僧傳》卷一《竺法蘭》，漢明帝永平年間，竺法蘭在洛陽譯出《十地斷結經》，曾被認為系華嚴類典籍，且是最早的漢譯本。另外，三國吳地有失譯的《普賢菩薩答難兩千經》三卷，《華嚴經傳記》卷一等認為是《華嚴經·離世間品》的異譯。確切可考的漢末三國譯出的華嚴類經典只有《兜沙經》和《本業經》，它們可以反映華嚴經學初創時期的全貌。

西晉是華嚴單行經傳入我國的最盛時期，可查考的譯者有竺法護、聶道真、白法祖三人。其中輸入了華嚴經學新內容並保存至今的經典，唯有竺法護的譯本。竺法護的華嚴譯本共有六部，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重譯的文殊類經典兩部。一是《菩薩十地經》一卷，《佑錄》卷二有載，泰始元年至永嘉元年（265～308）譯出，已不存。《內典錄》說此經是“華嚴十地品”，《華嚴經傳記》卷一此條下注“似十地品，十住品也”。竺法護所譯《漸備經》是十地品，篇幅很長，不能只是一卷，所以應依法藏的考證為准，此經屬重譯經。二是《菩薩十住行道品》一卷，現存，乃吳支謙《本業經·十地品第三》的重譯本，內容大致相同。

第二類，新譯的普賢類經典，共有三部，均存。其一，《佛說如來興顯經》（簡稱《興顯經》）四卷，元康元年（291）譯出，又名《興顯如幻經》。其前半部分相當於晉譯《華嚴經·性起品》，篇幅約占五分之四；後半部分相當於《十忍品》，篇幅約占五分之一。此經主要敍述菩薩如何通過修行進入佛境界。其二，《度世品經》六卷，元康元年（291）譯出，相當於晉譯《華嚴經·離世間品》，採取普賢菩薩解答普慧菩薩二百問的形式，主要講菩薩如何修行，以便用“神通方便”度化眾生。其三，《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三卷，又名《普賢菩薩定意》，相當於唐譯《華嚴經·十定品》，晉譯《華嚴經》中缺。主要講述普賢的“諸定正受卓變之行”（《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卷上），即不可思議的神通變化。以上三部經典的共同特點，是抬高普賢菩薩的地位，把他視為菩薩修行的榜樣。普賢行、普賢境界以及法身理論，是這些經典的共有內容。普賢菩薩，梵文Samantabhadra，或譯普賢遍吉，是象徵佛陀理德、行德的菩薩，與文殊菩薩之智德、證德相對，為佛陀釋迦牟尼的右脅侍，與佛陀、文殊菩薩合稱華嚴三聖，也是中國佛教的四大菩薩之一。其塑像多騎六牙白象，代表佛法的大悲力。

據《華嚴經傳記》卷一，白法祖譯《如來興顯經》一卷，是晉譯《華嚴經·性起品》的異譯，已不存。聶道真曾任竺法護譯經筆受，《華嚴經傳記》說他所譯華嚴典籍有五種：第一，《諸菩薩求佛本業經》一卷，今存，是吳支謙《本業經·願行品》的異譯。此經內容與前者相同，只是譯文風格有異，主體部分的經文不是偈頌體而是散文體。第二，《菩薩本願行品經》一卷，不存。第三，《菩薩十地道經》一卷，不存，《華嚴經傳記》謂“似《十住品》”。果真如此，那麼該經即是吳支謙《本業經·十地品》的異譯。第四，《十住經》十二卷，太康元年到永嘉元年（280～312）譯出，已不存。第五，《菩薩初地經》一卷，不存，《華嚴經傳記》謂“似初地”。以上傳為白法祖、聶道真所譯的或佚或存的經典，如非吳支謙《本業經》某部分的重譯，便為竺法護譯籍所包括，因此，竺法護的華嚴譯本可以說是西晉華嚴譯本的全部。

六十卷本《華嚴經》譯出後近百年，一直到南朝梁時，在南方研究的狀況並不普遍，北方的華嚴學者則更是罕見。華嚴學研究在北方的轉機，在於北魏末年（508～512）菩提流支等譯出世親的《十地經論》，此論是針對《華嚴經·十地品》而作的論釋，探討菩薩修行的十個階位。譯出之後，受到學者所重，北魏宣武帝命僧侶開講華嚴，乃形成一股華嚴學的熱潮，此熱潮一直到唐初都不曾衰減。

三　敦煌文獻中的華嚴類文獻及價值

敦煌佛教典籍中，最流行的是《妙法蓮花經》，約有5000多號，占所有經籍的六分之一強。這些經卷大部分是南北朝隋唐時期所寫，這與該經在當時的流行情況相一致。其次是般若類經典，《大般若經》有2171 卷，《金剛經》有1417 卷。《華嚴經》由於整本就有三譯：《六十華嚴》，《八十華嚴》和四十華嚴，而支品更多，故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筆者就手邊現有敦煌資料對相關的支品和整部進行嘗試性統計。

（一）、整本中的殘卷，八十卷華嚴合計149件：斯坦因50件，伯希和16件，北圖83件。六十卷華嚴15件：斯2724（卷三），斯5396（卷四），斯5362（卷四），斯2460（卷五），斯2067（卷十六），斯0593（卷二十七），斯6650（卷三十），伯2144（卷三十七），斯1319 （卷四十四），斯1381（卷四十六），斯1848（卷四十六），斯4520（卷四十七），斯0235（卷四十八），斯1529（卷四十九），伯4843（卷五十八）。

（二）、支品和論疏：

1）十地品相關15件：十地義記卷第一伯2048；十地經論5件：北7261（千字文編號人039），北7263（宿021），北7264（陽058），北7265（水058）；十地經論釋：北7266（鹹078）；十地論法3件：伯2086，伯2984，伯2033；十地義疏伯2104（卷三）；十地菩薩咒：斯2928；十地疏3件：斯2717，斯2741，斯3924；佛說大方廣菩薩十地經2件：斯1590，斯3637

2）佛說華嚴經 斯6476

3）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斯4516

4）華嚴合璧辭典　伯3301

5）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進表及總目 伯2314

6）華嚴經章 斯2466

7）華嚴經旨歸一卷 北2062v（張049)

8）華嚴經探玄記第十九　伯2219v.

9）華嚴經論梵行品第十二、十八　斯3960

10）華嚴經論　斯3987

11）華嚴經疏　斯2964

12）華嚴藏世界品第五疏釋　斯2721

13）普賢菩薩類經典合計28件：普賢菩薩說證明經一卷8件　伯2136等；普賢菩薩三身真言：北7678（裳74）；普賢菩薩行願王經10件　斯0275 等；普賢菩薩說咒經2 件：北7663（暑060），北7664（來064）；普賢行願王經一卷7件　北007020075

14）華嚴經關脈義記一卷　伯2279a

15）智嚴大師付三囑偈八行　伯3777

本部經典加上支品、注疏等合計凡220件，該統計數字是按照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統計出來的，此外還有俄藏、日藏、上海藏、私人藏的敦煌遺書尚未統計。按照《敦煌大辭典》相關詞條所提，估計應有300左右，雖與敦煌遺書中《法華經》的數量無法相比，但其中許多文獻資料是歷代《大藏經》所未收錄的，具有彌足珍貴的佛教思想、文獻考證等方面的價值：

1. 《六十華嚴》研究資料的再現。《六十華嚴》是產生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華嚴經文。比如14）華嚴經關脈義記，唐法藏撰，一卷，首尾俱全。作者自雲：“依傍師訓，有少見聞，故私記為篇，名《關脈義記》也。”全文分四部分，稱四勢。此義記未入歷代《大藏經》，諸經錄不載，收入大正藏45卷，卷末有命禪師撰《定後吟》一篇。

2. 普賢信仰的出現和研究。普賢菩薩行願王經，又名普賢願經。敦煌遺書中有兩種異譯：一為本經，另一題名為《大方廣佛華嚴普賢菩薩行願王品》，一卷，S.709,2384，與不空/般若譯本相比較，缺少六十一、六十 二兩 頌。據譯文特徵，這兩種敦煌本當處於中唐以前，歷代《大藏經》未收。此外還有華嚴略疏，是佛典章疏。北辰53，斯2694，作者與原著卷數不詳。前者首殘尾存，尾題《華嚴略疏卷第一》，有題記“比丘法淵供養流通”，卷中有朱筆校改字；後者首尾俱全。此疏書法簡古，形態同南北朝寫本，撰寫年代應在北周明帝建國（557）起至武帝建德三年（574）廢佛前。此疏所注釋者為《晉譯華嚴經》，其疏釋依《十地經論》為證，釋義頗精，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對研究《六十華嚴》的義理和流布有文獻價值。日本大正藏將斯2694 收入第八十五卷。在《華嚴經》中，文殊菩薩與毘盧遮那佛、普賢菩薩同列為華嚴三聖，地位隆崇。如北魏僧侶靈辨，讀《華嚴經》時有所疑惑，“乃頂戴此經，入清涼山清涼寺，求文殊師利菩薩哀護攝受，冀於此經義解開發”，結果頂戴行道一年，“足破血流，肉骨盡現……遂聞一人謂之曰：‘汝止行道，思惟此經。’於是披卷，豁然大悟”，足見《華嚴經》在信仰者心中的神異作用。

3. 華嚴宗早期僧人的研究和考證。華嚴經章：佛典章疏，斯2466，一卷，首殘尾存，首尾均無標題，據內容擬題，作者不詳。此疏略述《晉譯華嚴經》三十四品之每品基本內容，因卷首殘缺，故疏釋從“四諦品第四”開始，行文言簡意賅，與法藏《華嚴經探玄記》或有不同，故頗有參考價值。文末為《四弘誓文》一篇：一者誓斷一切煩惱，二者誓修一切功德，三者誓度一切眾生，四者誓成一切種智。表現出大乘佛教強烈的重視菩薩本願的思想，與淨土思想相通。此疏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歷代經錄亦未著錄，現被日本大正藏收入第八十五卷。

4. 對於法藏一生不同時期的思想研究。

《華嚴經·探玄記》第十九，又名華嚴經疏、華嚴探玄記、探玄記、探玄。佛典章疏，唐法藏撰，二十卷。伯2219v. 首殘尾存，尾題第十九。此疏撰於西元687～695 年間，仿其師智儼之《華嚴經搜玄記》而立題，以疏釋探究《晉譯華嚴經》之旨意。全書分十門。……第一卷論述前九門，每門又分十科。第二卷以下為隨文解釋，解釋時將《晉譯華嚴經》八會三十四品分作五科：一、教起因緣分；二、舉果勸樂生信分；三、修因契果生解分；四、托法進修成行分；五、依人入證成德分。疏解時，每品均依釋名、來意、宗趣、釋文四科進行。釋文解釋智儼的學說而發揮之，較好地闡述了《華嚴經》的宗趣。故此疏一出，即為時人所重，前此諸種《華嚴經》疏釋均相形見絀。此疏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日本據古抄本收入大正藏第三十五卷。敦煌本的發現，對此疏的校定當有補益。

最早翻譯出的整本《華嚴經》是六十卷華嚴，又名《晉譯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義熙十四年（418）於揚州道場寺開譯，南朝宋永初二年（421）譯畢，五十卷。後由慧觀等人校定重審，分為60卷。兩種卷本同時流通。該經七處八會三十四品，主要論述佛教因果緣起之真理實相法界，宣傳“法界緣起”、“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等思想，主張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菩薩因行，頓悟證入法界之理。在華嚴宗史上，初祖杜順（558～640）、二祖智儼（602～668）在弘揚華嚴教義的時候，還沒有後期唐實叉難陀之《八十華嚴》與唐般若之《四十華嚴》兩個異譯本傳世。三部《華嚴經》均為《大藏經》所收。而華嚴宗三祖法藏（643～712），被認為是華嚴宗的實際開創者。他生活的前期研究學習《六十華嚴》，後期又參加了《八十華嚴》的譯場。他的很多著作中都有兩部華嚴的注疏，敦煌遺書中的《華嚴經探玄記》就是對《六十華嚴》或《舊譯華嚴經》的注疏，而敦煌遺書中的《華嚴經關脈義記》也是對《六十華嚴》的疏理。這兩部注疏都未收入歷代《大藏經》，對於法藏思想的研究極有裨益。

5. 早期《六十華嚴》的一些珍貴校勘本和歷代《大藏經》未收的注疏，對於研究早期華嚴思想也很有價值。

北圖所藏，有題記的還有北昃85號“優婆夷包敬造”始86號“一校竟，佛弟子種成供養經”，出32“楊法仲所供養經”。敦煌文獻中的五十卷本《華嚴經》不但反映了該經的最早形態，而且抄寫年代較早，大體上均為南北朝時期的寫本。其中不少經卷為該經譯出後不久的寫本，彌足珍貴，更能反映出《六十華嚴》翻譯出來的原始形態。而慧觀等人把原本五十卷的華嚴分為《六十華嚴》的原因也是值得探究的，對於研究當時的佛教思想史頗具參考價值。

《華嚴略疏》見北辰53，S.2694，首尾俱全，卷中有朱筆校改字，作者不詳。現收于《藏外佛教文獻》第八輯，未收入歷代《大藏經》，日本大正藏將S.2694 收入第八十五卷，對於研究華嚴宗產生之前的華嚴思想很有幫助。

四　華嚴典籍相關的題記反映的時代問題

敦煌遺書中的《華嚴經》抄寫中往往有題記，甚至不同寫本中有同一出資者的題記，這些題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經書抄寫的歷史狀況。

1. 寫經生職業的出現。現傳為敦煌文獻且年代最早的該經寫卷，現在日本京都博物館收藏的《華嚴經》卷二，卷末有大代永興五年（413） 六月四日 ，比丘法堅為七代師尊父母所造經。但其時該經尚未譯出，故疑偽，或題記為偽造。較可信之最早寫卷是在吐魯番出土，收藏於日本書道博物館的《華嚴經》卷二十八，末有題記：“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二十紙。”字體古拙，且渠安周的統治年代為西元444年至460年。敦煌文獻中此經之有確切紀年且年代最早的為北新672、P. 2110 ，S. 9141、2067 等，均為北魏延昌二年（513）敦煌鎮寫經生書寫。題記中出現的寫經生有曹法壽、令狐禮太、令狐崇哲、張顯昌、令狐永太等，並有典經師、校經道人等名號，蓋當時已有較為規範的寫經制度。

2. 華嚴經典的流行時間。佛教史記載：“自晉至梁，南方固少有研華嚴者。同時北方此經習者則尤罕聞。……按北魏熙平元年（516），即南朝梁武帝天監十五年，自《六十華嚴》譯成至此時，約將百年。其中北方華嚴研究幾無記載。”不過在敦煌出土的文書中，有的題記顯示出大魏正光元年（522），華嚴經已在僧眾中有信仰和流行。華嚴經題記表明許多經卷均系信徒為修功德而造。如S. 2742 尾部題記為：“夫妙旨無言，故假教以通理。圓體非形，必藉□以表真，是以亡兄沙門維那慧超悟財命難持，識三聖易依，故資竭賄唯福是務……弟比丘法定，仰瞻遺跡，感幕遂甚。故瑩飾圖□，廣寫眾經，華嚴、涅槃、法華、維摩、金剛、般若、金光明、勝曼，□福鐘亡兄，騰神梵鄉，游形淨國，體無無生，早（出）苦海，普及含靈，齊成正覺。大魏正光三年（522）歲次壬寅 四月八日 都訖。“在為超薦亡兄遊行淨國時，可以看到華嚴經已經被排到首位。而祈願的內容，除了個人為親人的超度外，還有願所有眾生即文中提到的含靈能夠共同成佛。另外上文5提到許多的《五十華嚴》的寫卷都是南北朝時期的，字跡古樸。另外，在522年的比丘法定為亡兄沙門維那慧超祈福書寫經卷的題記中，已經把華嚴列為諸經之首，可見其地位之重要。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北方的《華嚴經》流傳比我們原先認為的要早一些。

3. 出資抄經的人員及其信仰。上文是比丘出資抄寫，題記中透露出淨土思想與大乘佛教信仰中願眾生成佛的思想等等。而居士的心態又不相同，乃是為超度亡靈，攘除災障，聚集福慧，使國泰民安，一切眾生皆成佛果。同時也顯示出某個出資抄經的女居士（如優婆夷）可能雇用不同的抄經人來抄寫同一部經典的不同部分，題記的抄寫方面有錯字、漏字、漏句的現象，可見寫經生的知識水準、認真程度也有差別。敦煌文獻中存有隋開皇十七年（597）優婆夷袁敬姿所造同一部華嚴經的殘卷多卷，如日本書道博物館（卷四）、上海圖書館33號（卷七）、S. 2527（卷九）上海圖書館31號（卷十四）大谷探險隊傅字型大小（卷十五，現下落不明）S. 6650（卷三十）上海圖書館30號（卷三十三）P. 2144（卷三十七）S. 4520（卷四十七）S. 1529（卷四十九），諸卷卷末題記大意基本相同，謂開皇十七年四月一日，清信優婆夷袁敬姿謹減身口之費，敬造此經一部，永劫供養。願從今已去，災障殄除，福慶臻集，國界永甯，萬民安泰。七世久遠，一切先靈，並願離苦獲安，游神淨國，罪滅福生，無諸障累。三界六道，怨親平等，普共含生，同升佛果。“敍述了當時寫經祈福的心態。該經有題記的卷子較多，現知約有四十餘號。不同卷子的題記有錯字、異體、脫漏的現象產生。如斯6650，《華嚴經》卷第三十，漏掉“一切先靈”，“謹減”被寫作“敬減”。筆者在研究中發現，敦煌的《華嚴經》寫卷清晰地反映了那一時代一般百姓的信仰情況以及寫經祈福的心理狀態，這對於研究初期華嚴思想史有重要的文獻意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敦煌藏經洞的佛典中，保存有不少久佚的經典。這些文獻絕大部分是寫本，少量是刻本。從寫本的題記看，始自東晉，終於宋代，共600年左右，其中以隋唐時期的寫本最多。這些都足以說明當時敦煌佛教的盛況，而其華嚴典籍中關於《六十華嚴》的注疏都是唐以前的寫本，反映了華嚴早期的思想，是十分珍貴的文獻，足可用來考證文獻，詮釋義理，進一步理清華嚴思想史發展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