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處不相逢

　　無意識與現實
　　一昧適應或一味逃避，都是將意識與現實割裂，好像“意識”可以獨立于“現實”之外存在，好像“我”可以獨立于“眾生” (生態)之外，好像“心”可以獨立於“物”之外。
　　事實上，無論從生態學、進化論、人種學等學理角度考察，或從十二因緣修證上觀察，答案都是“意識”不能完全獨立于“現實”之外，“我”不能完全獨立于“眾生” (生態)之外，“心”不能完全獨立於“物”之外。
　　因為人類並非先於宇宙存在，宇宙形成一開始，只是一片渾沌(原始阿含以空輪、風輪、水輪、金輪來描述)，沒有人類。有的只是一些非生命現象(如氮、氧、碳、氨、氦等元素與光、電、輻射線等)與生命現象(如有機分子興胺基酸)間的變化，這個變化籠統地說，就是宇宙的形成。換句話說，宇宙一開始只有簡單的生命，沒有“我”也沒有人類。意識需以神經系統為生理基礎，神經系統又以精卵細胞的結合為基礎，精卵細胞的結合又以無數生命基因與環境互動謂適為基礎，基因的形成又以很多有機分子，氨基酸等興環境互動為基礎，總而言之，在“意識”形成之前，沒有意識，只有植物式的生命現象。
　　植物與動物的主要不同之一在前者沒有“意識”而後者有(上文已述)，因為有“意識”及不能像植物從土壤中無機物直接攝取養分，動物比植物複雜，生命的複製過程與個別差異，動物也遠比植物為大。大體說來，動物不能只靠水、空氣、陽光和土壤中的無機物存活，動物要“動”，要吃植物，甚至吃動物，才能存活。也就是說，有意識的動物要靠沒有意識的植物，才可能生存，如果生命現象不先有無意識的土壤、細菌、植物等，動物就不可能形成，因為後者需要前者滋養。
　　人類一開始停留在族群性動物階段，這階段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同是人類的族類，大致上不會互相攻擊，對其他動物則基於飲食的需要而有狩獵的行為，人類學家稱之為“舊石器時代”，那個時代的人類以天為屋頂，以地為床，取之于自然，沒有那一棵果樹或那一隻動物屬於某個人，頁正是所謂“見者有份”，“財富”就是大地，這樣的“財富”只供人們馳騁戲耍，不供人們攜帶，現代人儲存和累積“個人財富” (私有制)對他們來說，簡直是難以想像的愚蠢。
　　他們少欲知足而不覺匱乏，這個以採集和狩獵為主的原始人生存狀態，法國人類學家Marshall Sahlins稱之為“原初豐裕社會”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這個相當和平、充裕、知足。喜樂、光明的社會，就是佛經中所暗喻的“光音天”世間，年代大約在一萬五千年或二萬五千年前。
　　“新石器時代”大致開展於一萬年前，那時候的人類開始種植、耕牧的行為；有了蓄積的需求，“私有制”於是形成。從此，財富、男女的私有與貪妒得到了體制上強有力的肯定，人類開始為了土地(佛經術語是“地肥”)，在同一族類之間你爭我奪，不再顧及同一族類的感情，大地不再是“見者有份”；強者主宰，弱者聽命，大多數人的溫飽完全取決於極少數人的分配；各種以貪妒為本質的“家庭制”、“部落制”、“國家制”逐漸在不知不覺的無意識中形成。
　　所謂“無意識”在此可解釋為“始料未及”或“個人意識能力之外”；人不可能完全知道別人在想什麼，因為不能完全預期，加上無數個別差異在一代一代的社會文化演變與環境適應中形成，我們不妨把這些“始料不及”的個別差異累積，統稱為“無意識”，這個“無意識”，很類似瑞士心理學家楷容(Carl Jung)說的“集體無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無意識，我們姑且採取“個體無意識”與“集體無意識”的兩分法，以前者代表個體意識的內在來源，以後者代表個體意識的外在來源，我們把這兩個內外來源視為十二因緣的“行”，所謂“行緣識”。容楷的“集體無意識”強調宗教行為，我所強調的“集體無意識”則除宗教行為外，還包括各種帶有意識型態(Ideology)的政治和經濟行為。
　　把“意識”從“行” (無意識)中獨立出來，將使意識失去滋潤的根源，從而自我孤立也自我破壞。因為“無意識”所代表的不僅是個體意識能力所不及的基因變換，還有個人在思考之前的一切腦神經衝動(再重覆前文之例：人常在沒有想講某句話或某個字之前，那些字句已經脫口而出)，還有無數幼時的好惡衝突(這點佛洛德特別強調)沒有完成的滿足(“業力”沒有成熟)，以及個別差異蘊積而成的社會文化倒過來影響個體。我們如果不去理解這些“無意識”在“意識”上而烙印的 “行”與“業”，我們的“意識”將永遠“自我迷失”，永遠無法自我認識，永遠只能自生自滅，如動物般“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如“國家制”否定“個人先於國家”、否定“個人基本人權先於一切政治規定和社會契約”。這樣下去，人類將無法停止暴力與動亂，也無法如實知見人性因緣。“人性”就個體意識言，一定是後於一切無意識的因緣而生。無意識代表一切現實世界，意識代表個人經驗世界，意識雖不可能觸及一切無意識，但意識可以藉著修“行”與求知，瞭解“無意識”的樞紐。傳統佛教所說的“轉識”不宜理解為直接把“第八識上的革命，這個革命要從修五欲開始。
　　如實面對現實
　　修五欲不是斷除五欲，斷除五欲就無法如實知見五欲，在未知見、未如實體會五欲之前就盲目的說要斷五欲，軌猶如沒見過美女的小和尚一開始就接受“女人是吃人的老虎”一樣地荒唐。就算小和尚避開了老虎，所避開的只不過是嚴重曲解後的“女人”。
　　“阿賴耶”在原始教義(如《增一阿含經》)的真正意涵是眾生愛、樂、欣、喜的五欲黏著。個體意識對五欲的黏著就此生此世來說，是因為在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我們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引導(包括集體無意識的大多不良暗示)，使我們忽視很多更好的選擇而寧願停滯在眼前現有的境界。離開黏著(離執)的要領是重新面對五欲，如實消受、苦受、樂受，如實“明觸”，然後才真能“於法選擇、分別、推求、覺知、黠慧、開覺、觀察” (引文多次出現于《雜阿含經》)。“於法選擇”的“法”非指佛經中的各種法門，而是面對人生的各種欲望、遭遇，要抉擇自己真正追求，真正能滿足的事業。只有“滿足”，才能超越，這是“業力”的特色。五欲沒有真正滿足，內心深處將永遠有一種被剝奪的不滿緊張，套句李清照的“一翦梅”，那種現象真的是：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一種相思，
　　兩處閒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
　　才下眉頭，
　　卻上心頭。
　　(壓抑不但消耗心熊而且造成不當的替置與適應應：displacement and maladaptive coping)。
　　沒有如實地面對個體無意識所追求的自我尊嚴，沒有如實地面對集體無意識所強加的“國家主義”、“家庭本位主義”，自我只好墜入“無意識”深淵而萎縮退卻。提早“看破紅塵”，表面上不與任何人互相衝突，實際行動上卻根本缺乏氣魄面對權力、金錢與俊男美女的誘惑與挑戰。“自我”沒有完成，“業力”將無從“瓜熟蒂落”。“美人關”、“錢財關”、“權力關”是人生必經之路，只有實實在在面對，才能瞭解“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業力轉換。自己跟自己捉迷藏，倒不如實實在在與異性交往、與錢財交往、與人權、統治權的衝突交往，再好好撿視，甚至“止觀”自己的身心反應，這樣才不致掉進自己的文字遊戲中自我陶醉。
　　否認或逃避對現實的需求，把自己關起來“破三關 (初關、重關、牢關的“佛性”捉迷藏)充其景可以做點自囚的生理、心理實驗，摘不好則可能把本來可以明明白白的五欲“觸受”，弄成不明不白的“無明觸受”，偏偏卻又以為己經“桶底脫落”打破無意識的無明，就太冤枉此生了。
　　要轉第八阿賴耶識，首先要轉“六識”：面對“五欲”，以單純的“意識”觸受，不加入“善惡”判斷，如實知見對苦受、樂受的趨避；其次，在趨避中觀察現實對自我的“限制”與自我向“限制”挑戰引來的“危險”；再其次，面對“限制”與“危險”，觀察自我是否不斷突顯自己的重要性以獲取對某些資源的特權(名譽、社會地位、權力、財力等不平等現象)，以資警戒。
　　觀察不平等現象，是傳統佛教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的關鍵，這時候，再重新觀察自我原來的立足點是不是早已有不平等現象(如身材、相貌、天資等)，能深觀一切不平等現象而發心盡有生之年(佛教術語是“盡形壽”)彌補差別待遇，就是證入“平等性智”。如果只是在心態上認為每個人的“人格” (佛教術語是“佛性”)平等，人人皆可修證，則與“平等性智”還有一大段距離。
　　傳統佛教講的“第七識”，指的是自我的優越意識，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後，自我將會“盡形壽”打破一切政治體制所形塑的不平等，另外面對家產與父母遺傳上的優越條件，自我會設法以社會福利或慈善事業彌補，策略上以鼓勵教育和不鼓勵懶惰(如等待救濟)為基本考慮。有了“平等性智”，自我還是如實面對五欲和自己想從事的專業(生產業和服務業)，觀察不滿、緊張的生起與消失，仔細地體會生起與消失間“滯留”的時間，體會“滯留”的情結如何在增進生產力、提高服務品質的實際生活中變成“暢流”的感情。不要怕不滿、緊張的升起，真正需要提醒的是自己有沒有注意到不滿、緊張的生起與轉折。“怕”使人對現實盲目趨避，如“逃避者”；“怕”使人否認對現實的需求，如“適應者”。
　　表面上看起來，“適應者”可以調整認知而避開對現實的需求，好像比“逃避者”一直尋尋覓覓，少了很多“貪妒”，其實只是在“業力”上轉換形成，實質沒什麼改變。“適應者”對現實需求標榜“不趨不避”，但實際上多採取“遠離”，因為他很怕自己受不了衝突壓力，禁不起誘惑牽絆。可是，他雖然遠離，內心深處卻無法擺脫一種被剝奪的不滿、緊張，只好尋求自我的某種肯定來補償他“自願”放棄(即接受“剝奪”)所作的“犧牲”。他的“自我”，因為“不趨不避”而活動力減弱；改造現實(集體無意識)的器識與氣魄未曾充分發展；“阿賴耶” (五欲執著)則因為缺乏“明觸”而萎縮；他的路沒走過，業力因尚未得到淨化，“業障”依然。
　　改造或創造現實
　　“阿賴耶” (alaya)這個東西就是佛洛德強調的生命本能(libido)，特別是追求舒服的衝動。生命本能在沒有適當滿足和體會之前，本能衝動會因為內在壓抑(不管是現實壓力或自我設限)而造成“自我”緊張不舒服，對治之道應是改造或創造現實(機會)使本能衝動獲得合理釋放。這時候，如果硬說一切本能衝動都是“虛幻不實”並突出唯有心性脫離本能衝動，並看破身心內外的“實在感”，才能得“大自在”的“知見”來“昇華”自己，結果將很可能使自己不但不能享受五欲，而且仇視五欲，連帶在知見上否認眾生需要五欲滿足，並輕視“欲界”眾生，乃至輕視貧富不均與政治霸權所帶來的生產力衰退與生態環境破壞，治安惡化。輕視也好，仇視也好，我們都看不到“適應者”肯為周遭的人們爭取最基本的“欲界”人權。
　　相對於“適應者”對阿賴耶(生命本能)蔑視式的抗拒，“逃避者”對阿賴耶表現為對特殊出路和特殊物件的執著(adhesiveness)，佛法四諦中的苦諦有一大部份是在講這一類執著。形式上，“逃避者”好像會追求並享受五欲，但他卻“追求”遠多於“享受”，因為“第七識”未轉，他一宣以為得天獨厚，天賦異稟，在施與愛上喜歡予取予求的自在操弄(manipulation)，他無法平等地享受五欲，優越意識使他把別人的存在視為有沒有操弄的價值(the power to give or withdraw)，他沒有發展將心比心的能力，無法尊重別人的主體性價值，他只是追求五欲，突出自我，卻因為一直與無意識(現實)脫離，他內心深處沒有真正滿足，他的業力一直無法完成，苦受、樂受依然不明不白，對“欲界”人權不大關心，他的冷漠困住了滿足的可能。
　　不一味逃避，也不一味適應，如實知見一切不平等現象，“行同體悲”，明明白白觸受五欲，實實在在追求自我價值(促成“欲界”人權的落實)，一步一步面對習氣，年久月深，“意識”與“無意識”通流無滯，“轉識”就水到渠成，貪妒也化解於無形中。